我的教書生涯（二）
1980年，改革的春風驟然吹到我們這個窮鄉僻壤的鄉村。一時間，包產到戶成了男女老少口頭、手頭、心頭的焦點問題。尤其是分地，分農具，分牲畜更是牽動着每一根神經，滿意的，不滿意的都在興奮着，絕不亞於周立波在《暴風驟雨》中描寫的“分馬”中人們的內心感受。以往人們在冬天參加農田基本建設時磨洋工說笑話，變成了各家忙着積農家肥、備籽種、到信用社貸款買化肥。就連以往天一抹黑就黑燈瞎火的土窯洞里，今年也要到午夜才熄燈，人們走到東家，串到西家，拉的是永遠不感到厭倦的莊稼地里的話題。即使外人都走了，自家的幾口子也要拉到深夜。春節一過，急性子的人們就活動開了，田地里、房前屋後到處都有忙這忙那的人們。以往這時候每天在大喇叭或者街頭喊話訓斥人的大小隊長也都放下架子干起了自家的農活，尤其是村支書灰頭土臉的樣子與先前衣着乾淨整齊的幹部摸樣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包產到戶政策給農民帶來的變化簡直是翻天覆地的，而村裡的四屬戶家庭的人們卻猶如心頭壓上巨石，一時喘不過起來。這些家庭的主要勞力在外做工，家裡只有婦女兒童老人，多少年沒操持過農活的手腳，現在不得不承擔繁重的勞動。教師家庭也屬於這種情況，不過我原本是農民，剛剛教了幾年書，還沒有完全脫離農民的身份，何況是民辦教員，還沒有正式教員的那種切身的感受，再說我的父母都還硬朗。但對學校而言，老師們耕地和教書的矛盾日益凸顯，老師如果只教書不種地，每月區區40元左右的工資，根本無法維持一家的生活，這還是正式教員。象我這樣的每月只有20元，如果不種地，將來成了家，只能喝西北東南風。學生也存在這樣的問題，農忙時節，在學校沒有老師上正課，所以多數被家長叫回去下地幹活了。這樣的局面維持了多年，每年全鄉大會小會反覆強調，教師只能利用節假日回家種地，堅決杜絕因耕誤教。但很多正式教員也悄悄地在聯校長那裡活動，紛紛調回本村教書，可以農耕教書一肩挑。甚至有很多教師上課時就把農具放在門外，一下課就到地里幹活。我們學校的陳老師身體瘦弱，又不會走關係，在初中教書，家卻在二十裡外的村子里。每周放學緊忙着往家裡趕，為的是多干點農活。就是這樣還經常遭妻子數落，在村裡也抬不起頭。有一年回家澆地，本來按順序輪到他家，結果電工把水撥到羊倌的地里，並且京口白牙地說：“羊倌得罪不起，得罪了就會偷挖我家羊身上的毛。”而恰好他的兒子在陳老師教的班裡讀書，這在電工心裡根本不是問題。我校趙老師家裡是磨豆腐的，說是妻子磨，實際是趙老師每天凌晨四點起來磨好，妻子只管賣。有一天，趙老師邊磨邊看書（因為清晨寂寥難耐，只能借書度時），忘了看火，一鍋豆腐糊了，遭到妻子破口大罵：“你看書，看書能看來錢嗎？一個月掙不了老娘三鍋豆腐的錢，還你媽的窮酸！”有一位公辦老師家裡養着一口母豬。每到母豬發情的時候，這位老師就得趕着母豬到有種豬的村裡配種，有時一次不行還得多次。這位老師有一回怕被學生看見覺得難為情，想找借口推脫，遭到妻子臭罵：“有本事你一年掙一窩豬娃錢我看看，你就甭去，當你娘的個臭老九連頭大母豬的收入都比不過，還你娘的作酸！”我校的校長家在五六十裡外的村裡，當年簡師畢業，被分配到我鄉教書，已經教了十七年。妻子在家耐不住寂寞與村幹部勾搭，被他發現，主動提出離婚。現在校長獨身一人，上無雙親，下無子嗣，孤單一人，以校為家。所以經常召集幾個老師喝酒，可別的老師拖家拽口哪有閑錢喝酒，實在無法奉承。校長就自斟自飲，相思成疾，性格孤僻，難以相處。以往常住校相當於看門房的兼職教書，包產到戶后，沒人當校長，聯校長動員老漢當了校長。一放學，總想組織人們和他玩撲克，消磨時間，人們實在躲不開就奉陪。每天躲他，倒成了大家的心病。
我到初中教書的最初幾年，經常面對學生大半缺課的現象。我自己一年只會缺十多天，因為我父親寧肯自己多受累，也不讓我耽誤上課。所以，我就成了經常蹲守學校的積極分子，在別人無暇致力教書的時候，得以儘快成熟起來，並成為全鄉的優秀教師，幾乎年年獲獎。起初三年裡我教的學生中，值得我自豪的學生何時成一直能夠堅持在校學習，並且以各門功課齊頭並進的總體優勢超出第二名一大截。他初一時只有英語差，因為學校始終沒有正式的英語老師，誰來代課都不長久，最多的才五個多月，每年一開春就沒人給代課了。所有的代課老師都是高中學習差考取高校根本無望的學生，每年冬季能騰出一學期時間代課掙錢，總比在家荒廢着有意義。說是掙錢，每月少的可憐的十幾元錢，不夠伙食費和抽煙錢。所以我們學校的孩子們都是英語剛剛入門就乾脆放棄不學了。何時成起初也是這樣的，只是這孩子自主意識很好，自控意識更好，給自己定下什麼學習任務，一定要完成，否則茶飯不思。就是因為有幾天情緒十分低落，我私下了解到他是因為學英語無法突破才犯愁的。我在高中讀書時不學英語，我也不能具體講英語的問題。我就問：“你是怎樣學語文的？”他說：“我就會背課文，記住學過的每一個字詞和課文下面的解釋。”我說：“英語和語文是一樣的，也是只要記住了，也就學好了。你把每一個單詞和需要記住的牢牢記住，一定會學好的。現在可能讀不準，但記准了就行，考試是在卷面上答題，不讓你嘴說，記對了就行。”沒等我說完，他的眼裡閃着聰慧的光芒一溜煙跑了。此後，我就見他走路都念叨着，旁若無人，目不斜視，有時還拿着紙條看一下。很快他的英語成績也上來了。
我由小學到初中，感覺教書和讀書可大不一樣，經常碰到自己實在解決不了的問題。向帶初三班的數學課李老師請教，常常被人語帶譏諷地奚落。後來我就向我們村退休的老師請教。王老師一見我到他家就笑盈盈地迎出當院，然後半開玩笑地熱情地把我領進家。王老師是全鄉有名的實在老師，退休后在家巴不得有人請他發揮餘熱。所以對我總是很熱情。就是王老師近兩年的幫扶，我才得以一直教到這一屆畢業。這一屆畢業的學生總共26個，李世運在剛上初三時因為在城裡找到正式工作輟學了，還有8個因為家長的原因中途輟學，大多是女孩子。這裡的很多家長唯恐女孩子考上高中或中專師範，他們總認為供女孩子讀書除了白花一大筆錢，到時連出嫁時的彩禮錢也得不到，是吃虧的事情。所以入學時35個，只有26個參加中考。
1983年，這是我終身都難以忘記的一年。這一年我從初一帶到畢業的第一屆學生迎接全省的大考，我內心的忐忑遠比孩子們厲害。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教學究竟會得到怎樣的結果。如果一塌糊塗，我將無顏見孩子們，無顏見我的父母，無法再回初中遭萬箭攢心的譏諷。考試的幾天我是度日如年，每考下一科，我就急切地問這問那，生怕考出太生僻的題，讓學生怪怨。好在孩子們始終沒有表現出沮喪、怨恨。我問何時成，他總是說有一道沒做好，並沒有平時遇見生題時的複雜的表情。考完后的半個多月，我更是如坐針氈，常常在夜間夢到凶夢驚出一身冷汗。最後幾天，一聽到有人喊，就心慌，生怕因成績差被叫去宣布開除。終於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幹活，遠遠見有人朝我走來，走近一看，原來是聯校長。我的心一下子吊起來，心跳驟然加速。聽到的第一句話是：“你咋教的，教成啥啦，啊？”我一下子平靜了，心想，完了！那曾想，緊接着聯校長竟哈哈大笑起來，我是滿頭霧水，不知所然。只見他朝我的父親走過去，高聲說道：“老哥，你的兒子出名啦！”我的父親只會咳咳笑着不說話。我走過去，聯校長才說：“今年咱們鄉排名全縣鄉鎮中學第一，何時成總分全縣第二名！”他稍緩后又說，“明天到縣裡，教育局的領導要見你，快回家準備吧，不要鋤地了！”說完一股風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