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哪，就這一輩子，不可能“木匠、鐵匠、皮匠、吹喇叭的、抬棺材的、抬轎子的、唱戲跑龍套的”樣樣在行。
我從外地農場調回上海后，曾經幹了十個月炊事員，又在冷庫里幹了兩年。後來我進夜大讀中文，３５歲那年終於從基層冷庫調到了十層高的上海市某食品供應公司辦公大樓擔任黨委辦公室宣傳幹事。那時，我房子、職稱、孩子，一無所有，銀行里的存款只是幾千元。今後漫長的人生道路該如何走？我的心緒頗不寧靜。
午間休息時，科室里好多人都在打牌、下棋，有的女同事在打毛線。那是個雨天，我站在窗口看雨景。隔窗望去，上海幾十、幾百座尖尖的、圓圓的、方方的屋脊在風雨中搖曳……忽地，我眼睛一亮，鐵路旁，一幅１８世紀“法國油畫”映入眼帘。一個紅點，一個藍點，一個黃點，一根很粗很粗、足夠三個人合抱的大樹段，一把古式大鋸。黃點和藍點在兩邊拉着大鋸，紅點站在中間抓住大鋸的中央兩頭來回助力。
又是一陣強風大雨，這回我看清了，那是三個穿着不同顏色雨衣、雨褲的拉鋸工人。風雨中，他們不停地拉着鋸，我彷彿已經能夠聽見“咕吱”“咕吱”的聲音。
第二天中午，我又站到了昨天的那個窗口。紅點、藍點、黃點不見了。７月的驕陽下，三頂黑色的太陽帽，三位拉鋸工人身穿深咖啡色短袖圓領汗衫，繼續“咕吱”“咕吱”地拉着大鋸。他們裸露的手臂幾乎和老樹皮一樣的顏色，身上的深咖啡色汗衫早已濕透，顏色顯得更深。遠看上去，他們就像江蘇宜興的紫砂泥人。
第三天中午，濃烈的好奇心促使我下樓找到鋸木場。走到近處，噢！原來是一個老人，約有６０開外，兩個青年，２０來歲。
他們又開鋸了。太高，夠不着，腳下墊了塊樹段，站在樹段上才勉強能使上勁兒。拉了一會兒，把腳下的樹段拿掉，挺直了腰板使勁。再往下，就彎着腰用勁。再往下，搬來樹段，坐在樹段上用勁。再往下，搬開樹段，坐在地上用勁。到最後，最低處，乾脆趴在地上干。“咕吱”“咕吱”聲不絕於耳，汗水在他們身下濕成一片。
我走上前和老人聊上了：“老師傅，這兩位是？”
“一個是我兒子，一個是我侄子。”老人說。
“您一輩子都干這活兒？”
“快有５０年了吧。”
“鋸這樹段派啥用處？”
“給菜場、肉店做砧板。”
“家裡日子好過嗎？”
“這看咋說了，要比最好的，還差一段。要比早先，那似乎已登到天上。你別小看我這倆孩子，他們都正在攢錢買摩托車呢。”
“這活兒很苦吧？”
“苦！可我幹了一輩子也沒累死，倒是身板挺硬實的。其實也不苦，咋說呢？就說我這侄子吧，他爸是我的大哥。年輕時，我大哥啥活兒都干過，木匠、鐵匠、皮匠、吹喇叭的、抬棺材的、抬轎子的、唱戲跑龍套的，還當過幾天村辦教師，反正，都是沒幹多久就辭了，不是他辭人家，就是人家辭了他。直到後來才真正苦上了，光會躺在床上吐煙圈、嘆大氣。渴了，喝燒酒，醉了，扒光了老婆的衣服打老婆。大哥沒活到４０就去世了，嫂子說他這一輩子是發愁愁死，叫苦叫死的……”
再接下去，我竟一時間說不上話了。
回公司上樓途中，我忽然想到了許地山寫的那篇散文《落花生》：人，應該像“落地花生”，扎紮實實……
如今一晃１５年過去了，公司門前的鐵路早已拆了，當年做鋸木場的那塊空地成了一家副食品貿易市場，曾經紅火的食品供應公司也敗了，５００多職工僅剩下幾十人，當年科室里中午愛打牌、下棋、打毛線的同事，或簽了“協保”，或“待退”，大多成了“４０、５０弱勢群體”，公司呆壞賬５０００多萬元，正在申請歇業。
這１５年來，我就像當年那幾位拉鋸工人一樣，一天到晚像個工蟻一樣不停地在寫字，寫字已成了人生的第一樂趣。
我學的是中文，喜歡的是寫作，早先在農場，１５年的荒廢已經讓我吃夠了苦頭。這輩子，我就認準這一件事了！
１５年，我寫了上萬篇成品、半成品文章……
七年前，翅膀硬了，我離開單位開始專業寫作，寫作竟成了養家糊口的謀生手段。而後買樓，買車，供養女兒的學業，小日子逐漸瀟洒起來……
——人哪，就這一輩子，不可能“木匠、鐵匠、皮匠、吹喇叭的、抬棺材的、抬轎子的、唱戲跑龍套的”樣樣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