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昭君的深明大義里還有一點被動的陰影，那麼，唐朝詩人杜甫對國家和人民的鐘愛便像少女的純情，不帶一丁點雜質。和封建社會那些“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知識分子相比，杜甫的偉大之處在於無論身處怎樣的環境，他最先想到的是國家和百姓的苦難。風雨交加的夜晚，儘管他自己是“床頭屋漏無干處”，可他心裡想的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吟詠出的是怎樣的一種胸襟啊！沒有人面對杜甫的詩歌無動於衷，也沒有人能夠說出他的胸襟有多廣。然而，一顆能裝上至江山社稷，下至黎民百姓的心卻又是如此的輕，一艘破船，一片清冷的月光，一片沉寂的秋水便將他悄無聲息地掩埋了。
杜甫帶着對唐王朝的悲哀走了，他的詩他的人永遠地留在了我的心中，我的思緒如蛛網般蔓延，我想到了另一位巨人——魯迅。
魯迅先生在《燈下漫筆》一文中寫道：“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表面上這是魯迅先生對國民奴性的批判與嘲諷，其實是先生不顧危險地喊出了中國千百年歷史上的一句大大的真話。他大膽精闢地將中國分成了兩個時代，一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一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先生不只是膚淺地從物質上關心中國的老百姓，而是把筆觸伸向人們心中的荒原，想用犀利的文字犁破這一片荒蕪之地，澆開文明之花。同是憂國憂民，魯迅比杜甫做得更徹底。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就貶低杜甫。魯迅先生雖然與杜甫同處在國家戰亂時期，但他們畢竟相隔了一千多年。辛亥革命以後，許多先進的民主思想流入了中國，為中國帶來了清新的氣息。他有機會站在高處，將中國放入世界去比較，他更深刻地體會到社會的弊端是什麼，時代賦予他的職責是什麼。而杜甫不同，他滿眼只是戰爭的殘酷，他不明白這裡面隱藏的真實原因。即使他能夠放眼世界，這個世界的天空也是多麼地狹窄。
魯迅先生在《燈下漫筆》一文中還指出：“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我們是屬於“現在的青年”，值得慶幸的是，“現在的青年”的前一輩已將一個和平、充滿無限潛力的時代交給我們，那一個曾經陌生的世界已被塵封在歷史的角落。站在風口浪尖，把握住世界的風雲變幻，打造出朗朗乾坤，這便是我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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