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從國民黨統治區的重慶來到延安,面對革命聖地的新氣象連連感嘆:“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但同時也向毛澤東主席提出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問題,從而也被稱為“黃炎培難題”。之所以難,是因為歷朝歷代,古今中外都沒有能解決這個難題,更別說康熙大帝了。
與歷史對話,我從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源頭俾路支斯坦山區的河谷中進發,看到了古印度的哈拉巴都市文明:用黃金、貝殼、赤陶、瑪瑙、珍珠、天青石和綠松石等打造串綴的精美絕倫的裝飾品,用裝有木柄的石器投槍、金鏢、弓箭狩獵,還看到了哈拉巴銘文(文字)。當我仰視哈拉巴文明的頂峰時,我發現在公元1800年前後,曾經輝煌的哈拉巴文明突然消失了,昔日繁華的城市成了一片廢墟。
取而代之的游牧部落雅利安人,他們用武力征服了當地的土著民族,創建了梵語(文字),建立了印度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古印度是佛教的發源地;最古老的詩歌總集及佛教經典《梨俱吠陀》,比希臘的荷馬史詩早了幾百年;敘述偉大的婆羅多族故事的最長的史詩《摩訶婆羅多》,成為世界文化瑰寶之一;“1”到“0”的“阿拉伯數字”和十位進法來源於古印度。這一切,將古印度文明推向了歷史的頂點。可是,公元5世紀以後,隨着中亞民族匈奴的入侵和笈多王朝的衰落,古印度史就此終結。如此輝煌的古印度文明如同其突然興起一樣,突然衰落了,這不禁令我深深地惋惜和無盡地遐思。
中國也是一個擁有5000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它同樣經歷了一朝又一朝的戰亂,遭受了一茬又一茬的外族入侵,遇到了一波又一波的自然災害。“文景之治”成了過眼雲煙,始皇帝僅到了二世便灰飛煙滅,威震四海的大明朝隨着清軍入關而覆亡,即便是推翻清朝的孫中山先生最終也只能嘆息“革命尚未成功”。
火藥、造紙、印刷術、指南針是中國值得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但是,國人卻將火藥用來做驅邪降魔的爆竹,將指南針用來相風水,而西人則將指南針、火藥用於武裝侵略中國的堅船利炮,讓中國人在中國人發明的紙上籤下不平等條約。
與歷史對話,不免讓人心情沉重。像龐貝古城那樣破敗的圓明園,似巴米揚大佛那樣已不復存在的古絲綢之路,總讓我心如刀絞。前不久,我靜下心來將全套10盤的《新中國50年》碟片一氣看完,我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人正以自己的勇氣和膽略破解“黃炎培難題”,我看到了中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也讓我在與歷史對話的過程中,心情舒緩了好多。
我們在默誦凝固的史詩的同時,勿忘有人朝思暮想地要把中國大卸八塊,他們不僅想使古中國文明像古印度文明那樣“失落”,而且更想使現代中國“失落”;我們在吟唱輝煌的樂章的同時,勿忘韓國人將“漢城”改為“首爾”,法國人避免巴黎“倫敦化”,以至今天印度的國旗、國徽的中心圖案,仍用當年阿育王所立石柱的柱頭及四隻尾部相聯,頭部各向一方的雄獅石雕,這無不給我們中華民族以啟示。
魯迅先生說:“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慶幸,我們有了這樣一位睿智的“民族脊樑”;我還慶幸,我們有發出“當掉短褲也要搞原子彈”錚錚誓言的陳毅元帥,不然我們今天還將受制於人;我更慶幸,我們有位國人無不敬仰的周恩來總理,正是由於他的力爭,才最終使我們把寫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一振聾發聵和令國人警醒歌詞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是啊,我們要居安思危永不懈怠,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千千萬萬個魯迅,人亡政息的悲劇才不會重演,中華民族才會永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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