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辭賦體的主客問答、設詞非難的特點，我們認為《赤壁賦》中顯然隱含這兩個蘇軾，而且兩個蘇軾在搏鬥着，一個試圖勸說另一個。一個即“蘇子”，一個即“客”。
黃州四年，形同囚犯的謫居生活，蘇子內心仍然懷念着心中的那個“在天一方”的“美人”。此時，作為“客”的蘇軾以其悲苦愁絕的樂聲意圖打斷作為“蘇子”的蘇軾的夢想——曹孟德不是不可一世的英雄嗎？他曾經氣勢洶洶地想席捲天下，囊括四海，而今他不也是一抔黃土、冢中枯骨嗎？還有那個羽扇綸巾的周公瑾，談笑間強虜飛灰煙滅，不也是跟着灰飛煙滅了嗎？由此可見，我只是一個小小的蜉蝣、小小的粟米，我們只能幻想着隨着神仙一樣心鶩八極、神遊萬仞，還不如珍惜眼前的婆娑月影，臨風把酒，品賞悲樂，來撫慰一下我們乾涸的心吧。
一般說來，悲劇具有毀滅感，也最能帶來崇高感偉大感。既然不能像英雄一樣叱吒風雲，既然大英雄的蓋世功業也會煙消雲散，既然不能像神仙一樣自由往來、任意東西，何妨不看淡一切，看淡一切才能超然於一切呢？人生多苦，欲而不能，苦上加苦，乾脆卸下慾念，自在皆人生，自在才能與物齊壽，與宇宙天地齊壽，山間一壺酒，秋月春風等閑過。如此有詩意的人生才是蘇子曾經苦苦追求而不能得的功業。至此，作為“蘇子”的蘇軾和作為“客”的蘇軾達成了默契，這種默契是通過自醫而不是通過他醫完成的，是自我的不斷調整的結果，幻化成一隻凌空飛舞的孤鶴。
《赤壁賦》作於元豐五年（1082年）即蘇軾謫居黃州的最後一年。此期，他已經擺脫“烏台詩案”以來時或尋死覓活的惶恐無措，融匯了儒、釋、道三家思想，以佛道兩家的辯證思想和無為、超脫思想來駕馭汲汲求索的儒家事功之心，從而能戰勝貶謫的無盡苦痛。儒、釋、道三家思想在蘇軾身上合流，促使他終於在時間與空間、小我與大我、小宇宙與大宇宙、有限與無限的相對統一的認識中實現了自我的突圍和超越，蘇軾的《自題金山畫像》一詩滿懷豪情地宣言：“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在困頓偃蹇的角落中不是一味去舔舐自己的傷口，惠及億萬黎庶也是實現自我功業！因此，政治流放不再是打擊而是成就了偉大，正如余秋雨先生說：“蘇東坡成就了黃州，黃州也成全了蘇東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