貶官文化，看到這個題目，心頭不禁沉重了些，一方面是因為其厚實的文化背景令我不堪負重；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文化背後的坎坷令我倍感壓抑。
不妨先引用余秋雨先生的一段話:
“他們本該在更大的意義上統領一代民族精神，但 卻僅僅因辭章而入選為一架僵硬機器中的零件，被隨處裝上拆下，東奔西顛。”
這便是貶官文化了，包含着文人騷客多少的辛酸無奈，有政治抱負卻無以施展，懷一腔熱血卻慘遭冷遇。於是，宏偉的志向淪為了無的之矢；赤膽忠心化做空懷一身惆悵，這樣的境遇，文人們各自有各自的釋懷：
洒脫者之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無畏者之如子厚：“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大義者之如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大氣者之如東坡：“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
他們的不幸造就了文壇的大幸；他們的坎坷，成就了文壇的輝煌。
十年寒窗的書生，一身正氣。哪裡懂得官場險惡，明爭暗鬥？於是乎，與社會交手不足幾個回合，便敗下陣來。
也許是文人骨子裡那點墨水沒了施展的地方，於是寄情與山水，抒愁於筆墨似乎成了他們最好的方式。不知道着算不算是死要面子，文人們總喜歡把官場不得志美化成“不屑於與朝廷為伍”，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乍一聽是多麼的洒脫，多麼的超然物外。可是回想起當年“仰天長嘯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 豪言壯語，不免令我們掛起一絲苦笑，再聽聽“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的理想，不禁感嘆到：這真的是洒脫么？這不過是壯志難酬后給自我的一點安慰罷了。誠然，在歷史上李白沒有被貶，可在我看來,他是被貶了,他是被“自己貶了”,他在別人沒有對他不利前淡出了這爭權奪利的混世，然而余秋雨先生說得好：“這種自衛和自慰，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機智，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實現於社會，便躲進一個自然小天地里自娛自耗。他們消除了志向，漸漸又把這種消除當作了志向。安貧樂道的達觀修養，成了中華人文結構中的一個寬大的地窖，儘管有濃重的霉味，確是安全而寧靜。於是，十年寒窗，博覽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與社會交手不了幾個回合,便把一切沉埋進一座座孤山。”
好一個自衛和自慰，在我看來，中國的文人和文官應是有本質的區別的，文官懂得在混沌的官場中權衡利弊，像魏徵，房玄齡之類的上書房行走，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文官，而杜甫，白居易之類，或過於激進，缺乏官場經驗；或年輕氣盛，欠缺政治手腕。於是歷史上便留下了“烏台詩案”“僭越言事”，在西湖邊留下了長長的蘇堤和白堤，他們終究不是政客的對手，被貶了官職，只好憑着文人的天性，發點牢騷。
可就是這點“牢騷”，竟成為了中華文化的瑰寶：“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正因為一次次的貶官，中華文壇上才不會是千篇一律的歌功頌德，吟風弄月。才有了壯志未酬，懷才不遇，懷古傷今，以抒其憤。
儘管文人內心中的那點小九九暴露了“貶官文化”中“濃重的霉味”，但不得不承認的是，社會現實所迫亦是造就“貶官文化”的重要原因。長期的封建統治，中央集權把一個個文弱書生搞的狼狽不堪。更有甚者焚書坑儒，文字獄，令文人聞之色變，言謹行慎。歷代君王也許也有幾個造就太平盛世的，可是加固皇權的步伐 卻從未停止過。秦始皇一統天下，開靈渠，修長城，統一度量衡。可是有誰看到長城下的白骨？漢唐盛世時，又有誰預見了安史之亂的烽煙？“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最後受苦的往往是百姓：朝代興，興建設施苦的總是人民；朝代衰，焚河屠城害得還是人民。可人民往往是最無辜的。
也許是文人們憂國憂民的情懷，他們憤然拿起了筆墨，欲以此激濁揚清。然而文人們終究是太嫩了，往往淪為政治，軍事，陰謀，圈套，爭取奪利的犧牲品。如果把官場比喻成一個僵硬的機器的話，在這台慘無人性的機器里，充斥着狡詐，殘忍，嫉妒，仇恨和愚昧，而一味正直前行的書生們往往會在這台惡魔般的機器里碾成粉末。儘管裡面沒有刀光劍影血雨仇殺，但含沙射影綿里藏針的明爭暗鬥勾心鬥角往往更加殘酷，折磨的都是精神，摧殘的都是意志。
於是，社會現實的殘酷和文人內心的無奈，便構成了這獨特的“貶官文化”
這條文化之旅，雖然走得艱難，卻也前赴後繼地曲曲折折走了五千年。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貶官文化的大寫意，莫過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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