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時候我喜歡遊樂場，不喜歡看風景。
小的時候我覺得閑適的生活不適合我，我總是故作理智地鄙視那些關於風景的浪漫幻想。在做夢的年代，看那些浪漫的風景畫，林中小屋，雪中爐火，我想，這有什麼意思，以後我肯定是穿梭在高樓大廈中間，看盡燈紅酒綠。
我一直是穿梭在高樓大廈中間，從沒有離開過。那裡每座房子里都有火，從來都不需要火種。
只是，“布蘇的火里沒有陽光和月亮，那樣的火又怎麼能趟人的心和眼睛明亮呢。”
我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上了風景。不是所謂普羅旺斯那種小資的風景，也不是麗江的；只是真正的風景，最原始的，最自然的。
但是，我知道，我就會像依蓮娜一樣，在外面嚮往山裡的清新，回到山裡待不了兩個月又會覺得這裡連個電話都沒有實在無法忍受。
雖然從未體驗，卻感覺真實。遲子建沒有刻意的維護山林的純凈，她知道他們抵擋不住。不完美才是真實，如果說依蓮娜一輩子熱愛着山林，回來了就再不願出去，或許反倒矯情了，也不會讓我有那樣的共鳴。
曾經讀過遲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那樣深刻的痛，寫在紙上卻像是飄着的。
而這本書不是，淡淡的敘述，卻是深刻的印記。或許，越想表達，反而會越無力。走過去了，心淡了，留下的滄桑，才最有力。
這是一本更溫情的《活着》，這是一本更純凈的《塵埃落定》。
編年體般的敘述，總是充滿了死亡。余華冷靜地表現中國草根的隱忍；遲子建溫柔地描繪一個民族的柔情。不僅僅是人與人的柔情，還有人和自然的。
跨越一個世紀的鄂溫克歷史，是我們這個民族歷史的旁觀者。偶爾參與，卻總像是過客。被日本人拉去操練，幫抗日聯軍打日本鬼子，給下放來的知識分子當嚮導，甚至幫助那些來砍伐森林過的工人。那裡有過他們的身影，但是然後也就算了。沒有那些旗幟鮮明的鬥爭，日本鬼子在那裡也並不一定是一幅兇狠醜惡的嘴臉；也沒有過立場堅定的爭論，電影放映員說以前那些好看的電影是“毒草”對於他們來說只是一個不能理解的玩笑——電影又不是吃的，為什麼是“草”——與世無爭的歷史，更顯得純凈。
或許沒有塵世複雜的經歷，反倒造就的精神的豐富。他們有歌聲，有舞蹈，他們在岩石上作畫，他們把藍天白雲山林河流都當成藝術品，他們用羽毛製作衣裙，用樺樹皮製造花瓶。
瓦羅加輕輕拍着她唱着：夜晚的小鳥要歸林。她濕了眼眶。
她看着帶走孫子的河水，被陽光染成青藍色和乳黃色，就像多年後她見到的兩色的布匹。
“我鬱悶了，就去風中站上一刻，它會吹散我心底的愁雲；我心煩了，就到河畔去聽聽流水的聲音，它們會立刻給我帶來安寧的心境。”
我突然想起《維特》里，夏綠蒂站在窗前看一場大雨，還有雨後清新的空氣、嫩綠的草地、絢爛的彩虹而忍不住激動地哭泣。
而這種對自然的感情和敬畏，我們卻再也沒有。
政府對鄂溫克人說，你們下山定居，讓馴鹿不再啃苔蘚，是對環境的保護。
鄂溫克人不明白，比起伐木工人，難道是他們更破壞壞境？
一切都變得很功利。從基調開始。連宣傳保護環境，最終也是要為了人類自己。然後，看似風光的燈紅酒綠下面，便是無法吞噬的空虛。
林達的文章里，說過他們社區的“蛇節”。很多人在家養蛇當寵物，到了那天就要拿出來展覽給大家看；孩子們在這裡遇到蛇，不會驚叫，也不會亂棒打死，而是按照學校里老師教的方法把蛇移到安全的樹林里去；朋友們在一起幹活的時候，會時常捉只蟲子放在手心神秘兮兮滴給大家看，然後異口同聲地讚歎它的美麗可愛。
林達說：“這種教育和風氣超越了人類保護自然是為了保護自己這樣功利的宣教。那種宣教似乎使人覺得人類是超越自然的一種特殊力量，為了自己可以“征服自然”，也同樣是為了自己才需要“保護自然”。但是，美國對學生環境意識的培養方式是動之於情，使他們對動物和自然界產生很深的感情，使他們增強“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這樣的概念。這樣的教育已經持之以恆很長時間了，因此非常有效。這使得新一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根本就否認人類對於自然所具有的這種為所欲為的征服權利。”
林達的書真的讓我思考到很多曾經以為理所當然的事情；雖然思考的結果也不一定會更正確，但思考了總比什麼都不去想要好。雖然我如果看到蛇一定還是會嚇得跳起來，我也絕不會捉小蟲子來展覽，甚至我也並不真的能適應我嚮往的那種“自然生活”；而我只是覺得，或許應該去想想，我們是不是已經走得太遠了，離我們本該歸屬的所謂自然。
離開了額爾古納河右岸，那些馴鹿如何生存，那些歌聲如何延續，那些舞蹈如何傳承。
離開了額爾古納河右岸，一種精神，一種安寧，不再存在。
遲子建的字，在又一個歷史的消亡前，至少，讓人感到片刻沉醉的寧靜。或許，如果這樣的力量足夠多了，歷史便也有了轉向的推動力。
初一:冬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