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寫到這裡，似乎應該結束了。然而，文字獄在中國並沒有隨着封建專制制度的終結而退出歷史舞台；辛亥革命以後，又經歷了高揚科學與民主大旗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新民主革命。可是，甚至到了1949年，在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以後，文字獄現象反而成為一種常態化的政治運動，更加頻繁，更加猛烈。
1-早在建國之初的一九五一年，就開展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又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反動”思想的批判。同年十月十六日，毛澤東給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信，嚴肅地批評黨內某些“大人物”壓制新生力量向資產階級開火，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並提出對電影《清宮秘史》的批判問題。1957年，開展了“反右”鬥爭，全國約55-5萬人，因響應黨的號召或甚至是被強迫向黨提意見而被打成“右派”，多少人因此妻離子散，家破人亡。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因彭德懷的一篇萬言書，批評大躍進，而開展了一場“反右傾”鬥爭，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被打成反黨集團。有300多萬人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後來“文革”時期，有一首流行歌曲：“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可以反映出那段時期對文字、語言“犯罪”管束的嚴酷。
1962年，革命歷史小說《劉志丹》在《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報》連載。小說因涉及陝北革命歷史問題而在中共高層產生了不同看法。康生就抓住此事大做文章，說小說是為高崗翻案。8月，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議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會議期間，康生寫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個發明”，遞給正在講話的毛澤東，毛澤東就念了這個條子。不料，這句話反被康生說成是毛主席最高指示，用來批判《劉志丹》，並追查幕後黑手。小說被停載，作者受到迫害，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勛也因當初曾同意創作小說而於1965年被降職為洛陽某工廠副廠長，“文革”時又受到批判，直至1979年才平反。
六十年代中期，有一個女人開始在中國政壇露出崢嶸，這個人就是自比則天武后、以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旗手自許的江青。她說她是文藝戰線上的一個哨兵，是為毛主席站崗放哨的。
1965年，她跑到上海，和姚文元等人一起，搞了一個《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點燃了文化革命的烈火。但批判《海瑞罷官》最初遭到了當時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領導小組組長、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的反對，《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北京各大報刊包括《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北京市委的《北京日報》都不予發表，江青只好拿到上海《文匯報》發表；北京市委也頂着不同意批判吳晗。毛澤東因此說北京是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於是彭真和北京市委就成為“文革”運動的攔路虎、絆腳石，成了“文革”運動第一批被打擊的目標。
大約是在1966年的上半年，那時我上小學五年級，學校里傳言，中央又揪出三個反黨分子，叫燉蛋、鹹魚、豆腐渣，我們學校的校長說，聽這名字就不是好人――那三人就是鄧拓、吳晗、廖沫沙。當時，鄧拓是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吳晗是北京市文教副市長，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統戰部長。1961年，為響應毛澤東倡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鄧拓應邀在《北京晚報》開設了《燕山夜話》專欄，共發表雜文150餘篇。以後，鄧拓又與吳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線》雜誌上開設了《三家村札記》專欄，發表雜文。然而，不久就在繼批判《海瑞罷官》以後，發動了對《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批判，因為《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作者，都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成員，批判《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就成為打擊北京市委的突破口。鄧拓、吳晗被迫害致死，廖沫沙被關進監獄；他們成為“文革”時期文字獄第一批犧牲品。
1966年，江青又跑到上海，召集部隊4個文藝幹部開了一個文藝座談會，看了十幾部電影、戲劇，搞了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紀要》以中央文件形式發至全國，被稱為“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發出的革命號令”，“是粉碎資本主義復辟的重要文件”。此後，以《紀要》為根據，展開了對以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為代表的文藝黑線的批判，一大批文學藝術家蒙冤罹難，並影響到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文藝批評和創作。
2-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這個標題表明，“文革”作為一場政治運動，所要批判的並不是個別或者某些文化現象，而是涵蓋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現象。批判和繼承，本是哲學上的概念，符合任何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但“文革”的批判則是一種全面的、徹底的否定；毛澤東作為一個哲學大師，違背了批判與繼承這個哲學真理，也違背了他自己所倡導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於是，孔子、孟子、韓愈、朱熹被拉出來批判；司湯達、雨果、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小說遭到焚毀；劇團里演戲的龍袍、皇冠被焚之一炬；就連有龍形圖案的水缸、盆子，也當作“四舊”被砸毀。建國以後的文化也被徹底否定，說建國十七年，文藝界實行的是一條反動的修正主義的文藝黑線，那些充滿革命理想和愛國主義精神、熱情謳歌新中國、讚美新生活的小說、散文，突然間就都成了黑書、毒草，受到批判、禁毀。如紅色小說：三紅《紅旗譜》、《紅日》、《紅岩》，三花《苦菜花》、《朝陽花》、《迎春花》，兩歌《清江壯歌》、《青春之歌》，兩秋《晉陽秋》、《小城春秋》等和秦牧、楊朔、何其芳等人的散文。說：《晉陽秋》是宣揚劉少奇的投降哲學，《保衛延安》是為彭德懷評功擺好，《小城春秋》是為陶鑄樹碑立傳，《紅日》是美化國民黨軍隊七十四師，《苦菜花》是宣揚階級調和論。而《紅岩》則是因為當時江青的親信、公安部長謝富治的一句話。謝富治在解放戰爭時期任解放軍第三兵團政委，解放重慶時，他到過渣澤洞、白公館，“文革”時一次他說：“在渣澤洞、白公館是不可能逃出來的，那裡面活下來的都是叛徒。”於是，渣澤洞、白公館里倖存的人，都被打成叛徒、特務，而《紅岩》的作者也在其中，他們的書也就成了毒草。作家曲波在“文革”前，出版過兩部長篇小說，一部是《林海雪原》，還有一部是《橋隆飆》，據說曲波在“文革”時期曾頂撞過江青，因此他的《橋隆飆》受到批判也就不奇怪了，但《林海雪原》卻沒有被批，書中的“智取威虎山”部分，還被改編成現代京劇樣板戲，紅極一時。原因是小說反映的是東北解放戰爭的事情，而東北解放戰爭的最高領導人是林彪。還有一個叫做《蘆盪火種》的滬劇，表演的是抗戰時期，江南一個女地下黨員掩護新四軍傷員的事情，開始也受到了批判，罪名是歌頌“地下路線”。在中國革命歷史上，毛澤東是武裝鬥爭的代表，他1927年上井岡山創立了人民軍隊，以後一直堅持武裝鬥爭；劉少奇早期在白區做地下工作，是另一條線，“文革”中被稱為“地下路線”，劉少奇是白區工作的代表。但後來江青看中了《蘆盪火種》，將已被關進“牛棚”的汪曾祺放出來，說牛鬼蛇神也可以廢物利用，讓他將《蘆盪火種》改編為現代京劇，劇名改為《地下聯絡員》。改編大獲成功，毛澤東和周恩來也被請去看戲，又由周恩來將具有“地下路線”意味的劇名改為具有根據地象徵意義的《沙家浜》；又增加了新四軍指導員郭建光的戲，將郭建光由二號人物上升為一號人物，突出武裝鬥爭的主題，而將原來的一號人物搞地下工作的阿慶嫂降為二號人物。後來，這種全面否定、徹底批判的做法，連毛澤東本人也看不下去了，於“文革”後期批示，儘快恢復一批傳統戲劇，結束八億人民八個戲的局面。在1975年江青又準備批判電影《創業》時又說，不要求全責備，要看主流。
一大批作家、藝術家和文化幹部遭受迫害：趙樹理生命瀕危，仍被拉到萬人大會上批鬥，昏死在台上。張志新被執行死刑時，怕她說話，被幾個彪形大漢摁在地上，用腳踩住她的臉，割斷了舌頭。嚴鳳英服安眠藥自殺被發現，不準搶救，抓緊最後的時間逼她交待問題，死後被用斧頭開膛剖腹搜查發報機。“楊子榮”童祥苓因寫給正被審查的姐姐童芷苓信中“我相信姐姐是好人”這一句親人勸慰的話，遭到鋪天蓋地的大字報的批判，並從此被剝奪演戲的權利。電影藝術家顧而已，演員上官雲珠，歷史學家翦伯贊，音樂家顧聖嬰，作家李廣田、老舍、楊朔、聞捷、周瘦鵑，翻譯家傅雷夫婦，文藝理論家葉以群等，因不堪凌辱，自殺身亡。一大批人被關進監獄、“牛棚”，發配、勞改，他們的家人、親屬、朋友、同事甚至買書、藏書、看書的人，也受到了株連。
“文革”時期是天下大亂，但那時有一個說法：“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確實，那時人們的階級鬥爭意識得到了空前強化，時時處處都能發現階級鬥爭新動向。當時有一張風靡全國的毛主席全身畫像，毛主席穿着一件長風衣，長風衣的兩個下擺，被風吹起，下面是毛主席的雙腿，像一個“介”字，站在一塊石頭上。有人就發現這幅畫暗合“介石”之意。記得那時有一種叫大連珠的香煙，折起來以後映出來的圖案彷彿是一個國民黨十二角星的黨徽；這是一個小孩在玩香煙牌子時發現的。那時過年貼春聯，都是革命的口號，如“跟共產黨走，聽毛主席話”，或毛主席詩詞、語錄，如“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等，有一個單位，領導要求，只要有門，就要貼春聯，貼春聯的人貼到豬圈時，猶豫了好久，但還是貼上了兩句最高指示：“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結果被認為是譏諷偉大領袖，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還有一個中醫給病人開了一張藥方，其中三味葯為“半夏、夜交藤、萊菔子”，每味首字排列起來為“半夜來”，被解讀為特務聯絡暗號。我有一個朋友，是我們地區文工團演員，他在“文革”時當上了文工團革委會副主任。一次在呼口號時，把“打倒江渭清”喊成“打倒江青”，因為他人緣好，幸免於難，但被免去了革委會副主任，並且從此不許他再演正面人物，連主要反面人物也不讓演，只演一些滑稽可笑的龍套人物，如在歌劇《江姐》中演蔣對章，在歌劇《洪湖赤衛隊》中演一個白極會員。那時，每天在報紙的頭版，都有領袖像和最高指示，因此也最容易出問題。在領袖像和最高指示附近是不能有不好的東西的，在報紙的背面和摺疊以後映出來的地方，也不能有不好的東西。每天都要印發大量的報紙，處理這些報紙也是十分麻煩的事，我有一個初中同學，因用有最高指示的報紙解手，被批鬥而精神失常。
3.“文革”時期的文化批判運動，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九大”之前為第一階段，九大”以後為第二階段。第一階段是一場全民性的、普遍的鬥批改運動，雖然也是政治運動，但批判的主要還是文化現象；而第二階段的文化批判，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其實質是各個政治集團之間的權力鬥爭。第二階段的主要事件有：批陳整風運動，批林批孔運動，批《水滸》運動和《天安門詩抄》事件。
批陳整風運動，發生於1970年夏天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事先編印了一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天才的語錄，讓吳法憲、邱會作等人在會上宣講，從而獲罪。那麼，編印、宣講馬列主義，怎麼也會獲罪呢？這個事件的背後則是林彪和江青兩個政治集團的鬥爭。當時，在中央最高領導層中，有三個政治集團，以林彪為首的軍人集團，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集團，和以周恩來為首的老幹部集團；陳伯達“九大”之前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但那時已和林彪集團走到了一起。在“文革”前期，林彪利用毛澤東對他的倚重，迅速擴張自己的權力和勢力，在黨的”九大”上，他成為唯一的副主席，其接班人的地位被寫入黨章，在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侯補委員共25人中，軍人就佔11人，他的夫人葉群也成了政治局委員；”九大”170名中央委員、109名候補委員共兩百七十九人中，軍人就佔百分之五十以上，當年林彪統率的四野的一個八縱後來改為四十五軍，““九大””就出了十個中央委員，兩個政治局委員。林彪勢力的膨脹，引起毛澤東的不安。在廬山會議召開之前，討論修改憲法時，毛澤東多次講過，不設國家主席，自己也不當國家主席。根據官方當時以至現在的說法，林彪卻堅持要設國家主席，說“國家沒個頭，‘名不正，言不順’”；但其真實用意，是他知道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則國家主席非他莫屬；說葉群也曾對吳法憲等人說過：“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裡擺。”江青集團知道毛澤東的這個意思，他們當然也反對林彪當國家主席，所以在討論修憲時，張春橋、康生就極力反對設國家主席；而林彪最得力的大將吳法憲則堅持要設國家主席，爭論得很激烈。爭論的另一個問題，是關於有沒有“天才”的問題。此前，毛澤東一直被林彪捧為天才，到了“文革”，林彪也被人捧為天才，包括陳毅、葉劍英等一大批老幹部，為了發泄對江青集團新貴們的不滿，紛紛阿附、讚美林彪；後來空軍又大捧特捧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將他捧為“超天才”。江青等人報告了毛澤東，引起毛澤東的不滿，說一個二十幾歲的娃娃被捧為超天才，又說“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就是樹他們自己。”所以，在修改憲法時，張春橋、康生就堅持要刪掉憲法中關於毛澤東是天才的語句，而吳法憲則堅持要保留，說“他們是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偉大領袖的崇高威望。”本來，廬山會議的議程是討論修改憲法、國民經濟計劃和備戰問題，開會之前，中央常委碰頭時，毛澤東問林彪要不要在會上講話，林彪說不講，可是大會開幕後，當周恩來宣布了大會議程，康生準備作憲法修改草案報告時，林彪卻突然提出要講話。在一個多小時的講話中，大講特講“天才論”，堅持要設國家主席。第二天，大會改變議程，轉而討論林彪的講話，而陳伯達就在此時，拋出了他編印的那份馬列論天才的材料。大會熱烈擁護林彪的講話，憤怒聲討張春橋等人“反對”毛澤東的行為。這引起了毛澤東的憤怒，親自寫了一篇文章，譴責陳伯達“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於是會議再次轉向，開展批判陳伯達。一大批人受到了牽連，毛澤東點了陳毅的名，汪東興受到毛澤東的保護才過關。會後，在全黨全國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陳伯達被投進秦城監獄；吳法憲等人一次次做檢查接受批判，連葉群都反覆做了幾次檢查，送到毛澤東那裡，由毛澤東欽定“嗯，我看這次可以了”，才算過了關。只有一個林彪不肯檢查，最後，毛澤東點名了，在一次批陳整風會上說：“林彪同志是不是也出來做個自我檢討？”但林彪仍然沒有做，直至1971年9月13日駕機出逃摔死大漠。在批陳整風運動中，毛澤東要各級幹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要多讀幾本馬列著作，以免上陳伯達一類假馬列主義騙子的當，由此，在全黨全國又掀起了一場學習馬列著作的熱潮。
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後，開始了批林批孔運動。林彪怎麼又牽連到了孔子呢？是因為林彪喜愛孔孟思想，常書寫一些孔孟語錄貼在室內或送人，例如：“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捨我其誰也”等。於是孔、孟在身後兩千餘年，繼“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以後，再一次被拉出來批判。說林彪和孔子是一丘之貉，是一脈相承的；孔子“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妄圖開歷史的倒車，復辟奴隸制社會；而林彪則繼承了孔老二的衣缽，妄想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讓人民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由於孔子崇拜周公，他的理想就是恢復周朝制度，於是“四人幫”又想將批林批孔運動發展為批周公運動，其真實目的是針對周恩來，即所謂的批“現代大儒”。因為在林彪集團垮台以後，周恩來集團就成為江青集團的主要政治對手。但毛澤東沒有同意，一個國家不能總是批來批去，也要有人做事。
但是，批林批孔運動還未結束，又開展了批《水滸》運動。毛澤東晚年，因患眼疾，看書困難，就常請人給他讀書。1975年8月，北大中文系教師蘆荻在為毛澤東讀《水滸傳》時問“《水滸》究竟好在哪裡？”毛澤東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說：“《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未料，這兩段話被姚文元得到后，和江青等人一起，於1975年9月，發動了一場批《水滸》運動。這仍然是針對周恩來的，但此時又加上一個鄧小平。1973年3月，鄧小平復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協助重病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后又兼任解放軍總參謀長，權勢日盛，讓“四人幫”深為猜忌。《水滸傳》中的宋江，在梁山掌權以後，就否定了晁蓋原來的政治路線，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豎起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黃旗，實行等待朝廷招安的投降主義路線。而鄧小平主持軍政工作以後，就開始糾正“文革”做法，整頓國民經濟和軍隊。宋江為了實行他的投降路線，大搞山頭主義，將在社會上負有盛名的“河北玉麒麟”盧俊義請上山，拉進領導核心，坐上第二把交椅，招降關勝、呼延灼、董平、張清等一大批朝廷軍官；排擠平民出身的頭領。王倫時期就在梁山的旱地忽律朱貴，排位九十三，和晁蓋、吳用一起智取生辰綱以後上梁山的白日鼠白勝，只排位一百零六，其他平民頭領如母夜叉孫二娘、母大蟲顧大嫂、菜園子張青、鼓上蚤時遷等，也都排在了一百位以後。而鄧小平掌權后，則重用萬里、谷牧等一批老幹部。記得當時的批判口號是：“走資派還在走，民主派到處有”、“老幹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但批《水滸》運動只開展了兩個月，就於1975年11月被“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所代替，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但針對已近生命盡頭的周恩來的批判仍在繼續。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山河失色，天地同悲。當年清明，群眾自發彙集到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活動，寫了許多悼念詩，悼詩很快傳到全國各地，被稱為《天安門詩抄》。但悼念活動被四人幫宣布為“反革命事件”，遭到鎮壓，許多人被投入監獄，隨後又在全國開始了追查悼念和抄詩活動。記得當年清明那天，我們單位的團委書記通知我去參加祭掃烈士墓，我們部門的領導說，他是黨員，不屬你們團委領導，沒有讓我去。倒不是他有什麼先見之明，他是想讓我在家干工作。不久，追查運動開始，縣級機關人武部長，帶着一個工作組來到我們單位，召開大會殺氣騰騰地說，要將團委書記送進監獄。但那次追查後來也不了了之。那時“文革”已是第10個年頭，人們對政治運動實在已經厭倦了。
4-“文革”結束以後，思想解放，文禁漸開，特別是進入電視、網絡時代，文化環境就更寬鬆了。現在網絡上，什麼樣的文字、言論沒有，以致於周立波先生曾說網絡是一個“臭毛廁”。也有一些“衛道”人士，搖頭嘆息，謂天下人心將從此大亂。是的，的確有人不喜歡網絡，甚至對網絡恨之入骨，因為網絡暴露了他們許多見不得人的醜行，但老百姓喜歡網絡，離不開網絡，因為那是老百姓可以說話的地方。千百年來，老百姓是沒有話語權的，舊社會實行愚民政策，人民不識字，像宋丹丹那樣10天蹦出6個字寫《月子》，就算是知識分子了，那時能寫文章的只有少數讀書人，而其中絕大多數是官員。公從場所都貼着“莫談國事”的告示；張獻忠治蜀時，派兵到街市民居偷聽。建國以後，人民有了文化，也號召工農兵寫文章，但要在報刊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又談何容易。能有一篇文章見諸報刊，那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我有一個朋友，寫了二十多年詩，沒有發表過一句詩，他甚至將柯岩、艾青等著名詩人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署在一起，也發表不了。後來他將妹妹介紹給我市報社一個離婚待娶的副刊編輯，才發表了一首小詩。我在部隊時，每個連都有報道組，團政治處有文化幹事和新聞幹事，還有一個專門的寫作班子。我就時常被抽到寫作班子，我們投過不知多少稿件，才在軍區《人民前線》報上發表了一篇小報道。後來，我們宣傳隊一位編劇寫了一首《工程兵之歌》的歌詞，又由宣傳隊另一位戰友譜上曲，在全軍一家專業刊物上發表，團領導高興得不得了，要求全團教唱這首歌，開大會為兩位詞曲作者慶功，又將他們提拔為文化幹事。
現在，有了網絡，發表文章就非常容易了，建個博客，鼠標一點，文章即刻就傳遍全國。可以是主流聲音，也可以是百家雜言；可以是宏篇巨論，也可以是三言兩語；可以歌頌讚美，也可以鞭撻諷刺；可以文理通順，詩情畫意，也可以文字粗糙，鄉談口語------總之，老百姓終於有了講話的權利了。雖然顯得蕪雜，但也正顯示出勃勃生機。有理大家來辯，有事大家來說，真理越辯越明，真相越說越清。思想文化的大活躍，必然促進社會、經濟的大發展，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也有人說現在當局不是不想禁止而是網絡無法禁止，我認為不然，如果當局想禁，還能禁不住嗎？現在網絡上的一些文字、言論，如果在“文革”時期，要讓多少人人頭落地，多少家庭家破人亡。但現在並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照舊還在網上說話、寫文章，這表明了當局的包容、政治的開明和社會的進步；因為，現在畢竟已進入廿一世紀，專制和愚民的陰霾已無法遮擋民主和科學的陽光。
（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