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部英國影片。《贖罪》，花園城、洲際影院。
並非早有預謀，只是隨意選擇。原本是要看古典主義的《傲慢與偏見》，時間錯過，於是便贖罪。謝天謝地，那是濃濃上世紀30年代的英國腔。依舊有古典肆意而悲壯的蔓延。
如果拋卻一切藝術的形式，赤裸地闡析影片的內容，便會發現，那其實只是個簡單而平凡的愛情悲劇。嫉妒、相愛而不能相守、人性的懺悔。其最大閃光點，在於敘事的形式。前部分，側重於從多人視角反覆給予同一段情節以不同的描述，片中重要的事件，均給予兩段視角的闡釋，第一段為設立懸念，第二段為解答；用一個人的眼設迷宮，再用另一個人的眼讓觀眾恍然大悟；這樣，原本平淡的情節，便有了曲折婉轉的藝術效果。後部分，則側重的是虛實的糾葛。相愛的人無法重聚，本是要落俗的愛情悲劇典型的結局；而片中將臆想和事實的真相穿插在一起敘述，強烈的對比給予原本平凡的結局更強烈而凄厲的色彩，令人唏噓不已。本是平凡的悲劇，是編劇離奇而脫俗的敘事手法，給予了它無窮而獨特的藝術價值。
片中色彩的衝擊也是具有相當多元化的表述，與敘事的氣氛能較好地融為一體，烘雲托月。講述小女孩的時候，鏡頭大部分是投向純美的古典花紋壁紙，色彩純真而歡快；描述戀人的時候，則是絢爛的花園，繁茂的藤條，陽光的噴水池；那唯一一次的激情，是靜雅而隱秘的書房，女主人公墨綠的綢緞露背長禮裙，悲哀而壓抑的肅靜的古典大門和沉重的夜；男主人公的戰場，則是整片整片棕色的色調塗抹着壯烈的塵土，蕭疏的建築，荒涼的廢墟，蒼茫的天空下蒼茫的人群；布滿傷員的醫院，一具具血肉斑駁的軀體蠕動着，顫抖着，陳舊的病房沒有言語，簡單得令人毛骨悚然。
接着，我想談一談影片的內容感悟。只看前半場，會簡單地相信，Briony所以要誣告Robbie，完全是出於她出於孩童的天真，沒有辦法接受Robbie被她認為“色魔”的言辭和舉止，會把性當作是罪惡的、排斥的，一如我們白紙般美妙而無知的童年。她偷窺到了Robbie和姐姐Cecilia的情事，便固執地把Robbie當成罪惡的化身，以至於自己的表姐Laura被其他人強姦，她只憑藉當初窺到的一個男性的背影，便把他確認為Robbie，並一口咬定他的罪行，親口反覆在警察面前作證，致使Robbie被關入監獄三年。
為何Briony要誣告？單純從上述分析的原因解釋，的確是可以行得通，且當是一個未諳世事的孩童對於成人世界的驚恐和排斥。——如果不是看到後來一個重要的episode:
在Briony11歲的那年，她在Robbie的面前跳入湖中。Robbie把她救了上來，很嚴厲地批評着她，她的眼中滿是無辜，說，我只是想你救我，只是想謝謝你能救我。
Robbie毫無表情地離去，剩下濕漉的Briony哀傷的孩童的眼。
當這份情愫真相大白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大吃一驚地重新分析當初Briony的動機。
Freud說，人類的性意識起源於幼年時期。荀子說，人性本惡。——將以上二個論斷結合起來，便不難理解當初那個13歲女孩要誣告Robbie的真實意圖：人性固有的自私和嫉妒。
有一篇我們不會陌生的小說：Thelady，orthetiger 小說中，絕美的俊男由於和公主相愛而觸犯了殘暴的君王；君王給予他國家的極刑，這個極刑便是做出一個選擇。
有兩扇門，一扇門打開，是賜予他結婚的絕代美女。無論他結婚與否，愛人與否，他都要娶那位絕代美女。
而另一扇門打開，是飢餓的老虎。
公主自然是知道答案的。當她的愛人面對着兩扇門看着她的時候，她很冷靜地將拇指往右邊一偏。這個時候作者問：那扇門，是美女，還是老虎？
那位公主，繼承了父親完全的殘暴。你們說，她會引導自己的愛人，朝向自己的情敵，還是死亡？
偶然又想到曾經某論壇中某人的評論：在你生命的最後一天，你會做什麼？她回答：我會殺了我愛的人。
看到片中那段臆想的懺悔和道歉，我們才明白，原來Briony當初非常清楚她看到的是誰的臉。但是不知情的表姐，即使真相大白，也許也不會再起訴那個人。因為那個巧克力廠商，已經成為了她的丈夫。——這樣我們就完全可以肯定，當初她並非出於無知和驚嚇，而純粹是出於孩童的嫉妒。
Robbie入獄三年後，轉為法國軍人。他曾在餐館再次會過自己的最愛Cecilia，Cecilia給他一張海邊小屋的圖片，告訴他她會在那裡等他回來，回到自己身邊。
影片中曾經給出了一個較為圓滿的結局，兩位戀人最終成功地在小屋團聚，Briony親自淚流滿面地去贖罪。
而最後的結局給出事實，Robbie其實早已在那一個野外的夜晚，死於敗血症。戰友擦起一根火柴，照着他滄桑的臉龐。死的時候他的懷中緊抱着那張小屋的圖片和Cecilia的一疊信件。他最愛的Cecilia。
防空洞內的Cecilia坐在一堆殘破的人群之中，不甘的眼睛望着天花板。她還在等待，直到爆破的水管將她捲成湍流中一具驟然消失的軀殼。
那個黑夜，穿着那件墨綠綢緞晚禮裙的Cecilia決然地告別被警局帶走的Robbie，她痛苦得瘋狂。躲在閣樓窗后偷窺的孩童的眼，自此蒙上了懺悔的色彩。她放棄了劍橋的學業，成為了一名醫院的護士，照顧着戰場上血肉模糊的傷員。她寫着當年《噴泉邊的兩個男女》的故事，她告訴同事自己從來未曾戀愛，只是在11歲那年，曾有過心動的感覺。那一年，她跳下水去，只是想讓他救她。
她在腦部嚴重受創的法國士兵的床前，用法語緩緩扮演着士兵臆想中那個思念的愛人的角色，用演戲撫慰他最後的靈魂。
你還是否記得，我們小時候的那個夏天？你跟着你父親，來到我們家。
我記得，是，我記得。
“Tum`aime ”
“Oui，jet`aime。”
在她緩緩而溫柔地為他重新包紮腦部的繃帶的時候，他離開了。也許會帶着滿足的微笑。
她長大了，在布滿血腥味的醫院和布滿硝煙的年代，她長大了。
在當代的年歲，她已經成長成為一名老去的作家。她寫了很多小說，這，是最後一部。
她在小說中盡情編造着自己臆想的美好結局，這樣的臆想，便是她所能給出的最後的贖罪。
天國里的愛人，若是能夠讀到，也許會原諒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