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看到故鄉作家潘年英的一本《塑料》，自選文集，分散文和小說兩部分。在封底，有一段介紹文字（估計是作者的自我評估）：
“這是一本用文字反抗世俗黑暗的書。喧囂時代難得一見的大氣凝重之作。一種真正來自民間大地的聲音。一種徹頭徹尾的體制外寫作……”
書的文字質樸，讓人有思索之處。但這幾句話，我以為並不真實，尤其是作者自以為是的“一種徹頭徹尾的體制外寫作”。作為一名自覺的人類學學者和勤勉焦灼的作家，潘年英所犯下的這個錯誤，也並不讓人分外的吃驚，無非也再次重複地印證了中國特色的政治那無處不在的黑色遮蔽以及無堅不摧的強暴。
在很多人的認識里，體制是個有限概念，可以具象化為政府，甚至能分解成一個個有編製的單位。寄身在這樣的編製中，工資與檔案是個體生存的馬達與傳送帶。也就是說，在單位內就是在體制內，出了單位就以為逃脫了體制，立馬會恢復自由身。
真的是這樣嗎？
不準說話是眾所周知的不自由。而更大的不自由，仍是不準沉默——逼你言不由衷地說謊。奧威爾說：“在現實生活中，你不能隨意殺死或折磨一個人，但是，意識形態卻能把整個階級或種族當作抽象之物來叛決。”體制的機器是權力，而權力的編碼則是意識形態。需要警醒的是，意識形態並不是權力一廂情願的單方作為，它需要權力對象的迎合與擁抱，才會惺惺相惜。換成形象，就是暴君和群眾是最默契的搭檔，專制最可怕的後果，竟然就是——造就了與它的理念一致的反對者。一個施虐，一個受虐，卻一樣的快意恩仇。198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卡爾內蒂在《群眾與權力》中說：“暴君統治下的群眾只有兩種，一種是狗，一種是牛。狗跟狗合不到一塊，碰着就咬，可是對主人俯首帖耳。牛合群，但照樣反抗不了主人，主人叫幹什麼，再不情願，也只得去干。”作為任何的個體，力量總是有限，而一旦進入群體之中，他的個性湮沒，立刻情緒化和低智商，而包藏禍心的政客黨棍正是有意無意地利用了這種群體的心理特徵，產生魔法般的心性控制。( ： )
體制確保了權力的再生產，循環利用，永不止歇。而人性就在體制的磨合之中消耗元氣。在這個意義上，體制之內，工作是一種受辱，職業成了幫凶，因為要生存就不得不放棄個體的尊嚴，於是，靈魂就被賤賣了，人，淪落為權力指令的接收器，血肉之軀被改造成元件程序。
阿爾都塞說：“意識形態沒有空白之地。”
新民謠說：“全國都解放了，你跑得到哪裡去？”
這毛骨悚然的判詞，對所有的人都作了宣判。如同空氣一般，意識形態瀰漫社會，填充着每一條生存的縫隙，人，只要還在呼吸，就會不得不中毒。對一個渴望氧氣的人而言，活着必定痛苦不堪。所以，體制才是自由人士真正的敵人。也所以，即使你不在單位，不在編製的行伍之中，不領工資，不入組織，保持沉默不唱指定的讚美詩，甚至是一無所有的乞丐，你也不能說你成功地脫離了體制，除非你想自欺於人。
面對堅固的體制城堡，質疑與拒絕是最有效的抵抗。從這裡出發，一切優秀的文本都是對體制的猛烈開火。傑出的文本，都“反體制反潮流”。
潘年英的小說代表作《塑料》，是個值得審視的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性”，是人類最古老最有效的武器。人類一切活動的出發點與歸宿，都是性的隱喻。在《塑料》這篇小說中，趙教授的痛苦不是別的，竟然是性，性承載了他的肉體與精神的雙重交媾，也是時代與人性的通姦，更應是體制對個體的強暴。沒有足夠的性自由，人是無從寄託的，非常容易變成奴隸與畜牲。寫惡是為了映善，寫黑暗是為了曝光，寫絕望該是憧憬希望，寫幻滅是為了“應作如是觀”。可惜，潘年英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沒有把趙教授的性問題上升為抽象的隱喻，功虧一簣。在我的小說《被施洗的河》之中，也是一個“性”的隱喻。那條純潔的河流，與其講是被唐蜜這個妓女（一個純潔的女人）污染的，不如更當視為是體制的毒素所注射的，她的施洗，正是用孤注一擲的絕望來反抗惡，而那個記者張成成，則是一個不甘沉淪的掙扎者。
沒有烏托邦的燭照，文本只會沉淪為慾望的書寫。
這樣推論，還有誰敢表白自己是站在體制之外呢。
2008、6、8於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