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畫如其人。如人的什麼呢？如人的性格、稟性。人的性格反映到文中、字中、畫中，便成了作品的藝術風格。杜甫經歷坎坷憂國憂民，所以有沉鬱頓挫的詩歌風格；李白狂傲不羈、無拘無束、好酒慕仙，所以有天馬行空，飄逸不群的詩歌特點。傳說，有位高人，看了某人的畫作，就斷言某人孤寡無子；一位才女，看了一位公子的詩作，便斷定這位公子，才俊命短。事雖說得有點玄虛，但從畫作、詩作中有時確實能看到作者的性格甚至命運。
其實，事情一經人做，就會打上當事人的性格烙印。文如此，詩如此，畫如此，事也如此。如此推知，事業也便有了性格，有了風格。當然，事業的性格就是人性格的反映。這在歷史中，生活中，都不乏其例：殷紂王殘暴，所以多酷刑；隋煬帝好色，所以亂人倫；李世民通達開明，所以廣開言路；周厲王剛愎自用、胸襟狹小所以殺戮止謗。像膽小者隨眾，寡斷者徘徊，慷慨者大方，吝嗇者小氣。這都是性格在行為中的具體顯現。
近來，粗覽了宋史，便想起了宋朝的事業和宋朝事業的性格。
宋朝最突出的性格就是多疑。特別表現在對軍隊的多疑，對武人的多疑。
一、懷疑為宋朝辟疆擴土，與宋朝同甘共苦的開國武臣王守信、王審琦等人。宋王朝建立以後，對王守信、王審琦等這些帥才能將，不是量才錄用，將其放在相應崗位，而是用“酒杯”，解其職，削其權，下放老家，讓其無所事事，安享晚年，唯怕其生篡逆之心。像這樣對待忠臣良將，不僅是對人才的極大浪費，也不能不讓忠臣義士沮喪寒心。
二、懷疑將帥。為了防止將帥有篡逆行為，宋王朝把發兵權和握兵權一分為二，使調兵權和領兵權一分為二。既不敢不依靠將帥，又不敢全權依靠將帥。這正犯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大忌。有道是“兵貴神速”，像這樣握兵者不能發兵，能發兵者又無兵可發的狀況，萬一有緊急情況，將帥又怎能應急救險。為了防止將帥的篡逆行為。宋王朝還利用更戌法讓士兵經常換防，使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師無常帥，帥無常師。這種兵不知帥，帥不知兵的做法，實在有違“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古訓。軍帥連軍隊都不知，如何能決勝千里，如何能使軍帥士兵團結一心，一致對敵。
三、懷疑主戰的忠臣能將。宋是一個疆憂邊患很重的王朝，他既怕匈奴入侵，又怕手握重兵的大將有不軌之心。所以很多抗金英雄都遭陷害，不被重用。不是常被冷落，就是下場悲慘。楊老將被困狼山，得不到救兵，痛失五子，壯烈李陵碑；岳飛不能趁大好戰機，收復失地，被強令撤回，風波亭遇害；宗澤被貶，陸遊空懷恢復大計，辛棄疾慷慨激昂，壯志難伸。如此種種，都是忠而被謗，能而見疑的見證。
為什麼宋朝的事業如此多疑呢？那是因為宋太祖的多疑，宋太祖是靠實力、軍權、陰謀當上皇帝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是他覺得，如果兵權在握，當皇帝是如此容易。所以，他總是擔心瞬時之間，都會江山變色，黃袍改姓。因此他江山一坐，便寢室難安。急急的酒杯釋兵權；削去了帥才能將的軍職軍權還不放心，又派大量的文臣到軍中任職，對將帥進行牽制和監督；甚至設立特務組織對將帥進行地下監控。真是到了疑心重重，杯弓蛇影的地步。
大宋有必要這樣杯弓蛇影，寢食不安嗎？如果說毫無必要就過於絕對。因為五代十國時期，因軍事兵變所引起的朝政更迭確實很多。但如果因此就嚇得謹小慎微，疑神疑鬼，實在沒有大家風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針對的應該是一些庸人，對於有帝王之資的大宋來說，兩朝被蛇咬，也不應一年怕井繩。大宋不必如此緊張，理由有三：
一是，趙匡胤黃袍加身是因為具備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所有因素。後周柴榮病死，幼主主政，此是天時；大軍屯兵京城之外，有了充分的自由和迴旋餘地，此是地利；手握重兵，將士擁戴，此是人和。而大宋不是分析具體情況，具體對待，而是凡兵謹慎，凡將必疑。這不能不說是愚蠢至極。
二是，治國治軍重在用人，一國之君最不可缺少的就是知人善任。知人就是知其才，知其德，然後用之。識其德可知其忠於職守，識其才可知其勝任其位。知德知才便無疑心。而宋王朝是帥就疑其謀反，使將就疑其二心。這說明宋朝昏庸，難稱明君。怪不得宋王朝，奸佞多專權，忠臣多劫難。這都與不明多疑有關。
三是，宋王朝總是憂慮大權旁落，被人篡位。這實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個人又無異心，重在德行操守，而與有無兵權關係甚小。像楊家將、岳飛、文天祥、宗澤等人，即使讓其謀權篡位，豈能得乎？因為己有篡位之心，有篡位之舉，就疑心天下人都有其心，思其舉。這種思想怎能不貽笑大方。
史書上說，宋朝利用酒杯釋兵權、更戌法、軍權握調分離等措施進一步鞏固了封建中央集權，具有積極的作用。我實在是不敢苟同。這種措施不僅造成了後來的冗兵、冗政、冗軍，使軍政開支龐大；從絕對強大的意義上講，是削弱了集權統治。如果針對國防來講，那簡直就是自毀長城了。
宋王朝第二個性格特點是軟弱可欺。軍隊強大是國家強大的重要標誌。宋朝害怕自己的軍隊強大會對政權有所威脅，所以對軍隊建設是多限制，少加強。受到限制的軍隊，自然會嚴重影響它的發展壯大。軍隊不強大，受到外來欺負和入侵就是自然的了。這就是大宋靖康之恥，偷安江南，一再受到金遼騷擾，終於被蒙古滅掉的原因。
宋王朝的第三個性格是懼內寬外。宋太宗曾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唯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這話說得實在淺薄而無遠見。外憂是外憂，內患是內患。雖二者會相互影響，但並無必然聯繫。難道無外憂就一定會有內患嗎？實在邏輯不通。“外患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說得真是輕描淡寫。把國防大事看的如此容易，實在無知。“唯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為可懼”這話說得似乎有點道理。但太宗所指，指的僅是軍事叛亂，對當朝的奸佞當道，社會矛盾並無列入其中，實在是認識淺薄。最後宋朝滅亡於邊患和政治腐敗，實在有很多人為的因素。
宋朝是多疑的、軟弱的、懼內的。這是因為宋朝事業的性格是多疑的、軟弱的、懼內的。宋朝事業性格的多疑、軟弱和懼內是因為宋太祖是多疑、軟弱、懼內的。宋太祖的多疑、軟弱、懼內，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其獨特的經歷有很大關係。可以說，北宋建國之初，宋太祖就為宋王朝的這種悲劇性格譜寫了基調，而後來的宋王朝，又只知遵照古訓，不知靈活變通，這種悲劇性格就只能貫穿在宋王朝的整個歷史之中了。
一個單位、團體、組織、政黨、國家的性格特點，以及他們所從事的事業的性格特點，與其領導者，領導團體的個人性格有着密切關係。所以，在為某種事業選拔人才時，對其品德、才能、性格、經歷的考察是應當給予足夠重視的。同時也提醒我們每一個在事業上拼搏進取的人：提高自身素質，對完美自己的事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無論是大事小事，瑣屑偉業都是人創造的。有了成功完美的人生，也便意味着有了成功完美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