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記•孔子列傳》記載，魯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年五十六歲，擔任大司寇（刑部尚書）的職位，參與政事。孔子參政三個月後，魯國市場穩定，民眾尊禮守法，路不拾遺。齊國人聽說以後感到害怕，說：“孔子為政必會興成霸業，我們齊國由於臨近就會首先被吞併，何不先給他們一些土地呢？”謀士黎鉏出主意說：“請先試着改變他們的政局；即使改變不成再給他們土地也不遲。”於是選了齊國八十個美女，都穿着華麗的衣服，能夠跳康樂舞，以及俊馬120匹，送給魯國國君。此時的魯國國君季桓子穿着便服去觀賞了好幾回，決定接受下來。桓子自受齊女樂以後，經常不上朝聽政；春日拜祭天地的時候，也不把祭品分給大夫。孔子認為這是違背常禮，瞧不起自己，於是和幾個學生離開了。
孔子之所以敵不過美女，主要是國君季桓子喜歡美女的慾望大於使國家強大的願望，一旦美人在抱，樂不思政也是必然的現象。再加上季桓子不守常禮，孔子感到不受重視，心裡非常失落，於是拍拍屁股走人。從這點看來，孔子也是有些書生意氣，缺少那種忍辱負重的品格。這件事也說明了一個道理，國家興亡寄予一人是非常危險的，一人興邦、也可喪邦，王權制度從建立的那天開始，就帶着先天的缺陷。
探究孔子的一生，周遊六國，主張在諸侯各國屢屢碰壁，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不合時宜。當時，天下紛爭，人心尚簡，孔子主張復繁瑣鋪張的周禮，與人們主張簡約辦事的思想相違背，遭到冷遇也是自然的事情。諸侯紛紛開疆擴土，擴大自己的地盤，“仁義”之說自然也聽不到諸侯的耳朵里去。
孔子的仁義理論，基本上屬於一種“和諧文化”，以三十六計、孫子兵法為代表的“鬥爭文化”在動亂時期無疑更加討得君主的歡心。在國家治理上，孔子講究禮制，商鞅、韓非子等講究法制，最後的結果是實行商鞅變法的秦國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不能不說強調法制更加符合當時的實際。
亂世用重典，盛世講和諧。孔子的主張之所以在近些年又逐漸抬頭，就是與我們處在和平年代有着直接的關係，也是我們社會生活發展的需要。但是，和諧與鬥爭文化兼備、仁義與尚武精神共存，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並重，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才是中華民族文化真正成熟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