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小學時代的生活已經那麼遙遠了，只依稀記得校園裡昏暗的教室、高大的古樹和空曠的操場，時隔多年，每每回想起來都會令我神往。
我上的那所小學叫天寧寺小學，就坐落在北京城南的天寧寺，那個非常古老的寺廟裡。後來查閱文獻資料中的記載，才知道這個天寧寺還是北魏時期的建築，是北京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天寧寺的磚塔最為著名。記得那是一九七二年的春天，一年級開學的第一天，我的肩上斜跨着小書包，裡面裝着的是新書、新本，還有一個鐵制的新鉛筆盒。我在姐姐的陪伴下，惴惴不安地和即將入學的一百多個孩子們，排着隊等在緊閉的校門外邊。幾個老師從校門裡出來，按着名單把這些孩子分成了四個班。那時候，我剛剛才離開幼兒園的中班，不知道學校里的老師會是和藹的還是嚴厲的。我懷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跟着班主任金老師，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婦女，走進了那兩扇墨綠色的校門。我們老老實實地跟着老師繞過一排教室，又穿過一個大大的操場，一直走到最後邊的院子。在後院的西邊，那間高大的、前面有廊的老房子，就是我們的教室。緊挨着教室北邊還有一間小一點的屋子，那是我們老師的辦公室。院子東邊那一溜老房子是另外幾個班的教室。這些房子不知道是什麼年代修建的，屋子中間還有幾根碗口粗的木柱支撐着房梁。教室裡面很昏暗，就是在白天也得開着幾盞白熾燈，那種黃色的燈泡。在老師的指揮下，我們坐到各自的位子上。那時候，我們的課桌和椅子都是木頭做的。課桌上有一個蓋板，要把掀起來才能把小書包放進去。淘氣的男孩子有時候會把課桌的蓋子弄得乒乓亂響。我坐在靠着東邊窗戶的位子上，看着眼前的桌椅、教室前面的黑板，一切都是那麼新奇。就這樣，按捺住心裡的惶恐，開始了我們的學校生活。
下課的時候，老師只允許我們在教室前面的空地上玩，不許到處亂跑，更不許我們去前面的兩個院子，那是高年級同學的地盤。
有幾次因為作業沒有按時寫完，我被老師罰晚回家。獨自一人離開教室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山了，沒有了吵鬧的小學生們的身影，寂靜、空曠的院子里顯得有些陰森森的。
院子的北邊是一間最大的房子，好像是個大殿，房子的門是老式的，窄窄的，上半截的玻璃外面有着漂亮的花格，外表的紅漆已經掉得幾乎沒有了。房子的門一直都關得嚴嚴實實，從來都沒有打開過。我一直都很想知道房子裡面是什麼樣子，有什麼人在裡面。有時候下了課就扒着門框往裡望，可是什麼也沒看清。在大殿的前面有幾棵高大的柏樹，樹身粗得要兩三個小孩手拉手才能圍起來，高高的樹冠鬱鬱蔥蔥。一到夏天，樹上的蟬鳴吵得我們看不進書去，濃密的樹陰下面就是我們玩“丟手絹”的好地方。冬天到來的時候，教室中間會立起一個很大的火爐。坐在火爐旁邊的同學會覺得很暖和，甚至臉都被烤的熱烘烘的。靠在教室兩邊的同學可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坐在火爐後面的同學還得歪着腦袋才能看到老師寫在黑板上的字。
記不清是幾年級的時候，學校里曾經發生過一件很轟動的事情。那年學校組織高年級的同學去郊區農村參加學農勞動。有傳言說，有個體育老師從農村背回來一個小孩的骨頭架子，裝在一個口袋裡，那個口袋就放在我們教室後面那個狹小的過道里了。這下子，成了了不得的大事，差不多整個學校的學生們下了課都圍到了我們班教室的後面，一個個伸長了脖子朝那個小過道張望着，一邊還在嘁嘁喳喳的議論着。那些天里，我的心裡充滿了好奇和恐懼，上課的時候努力不去想那個“口袋”；放學回到家裡，趕緊向家裡人求證是不是有那個“口袋”。直到幾天以後，聽說老師把那個“口袋”拿走了，學生們才不再來圍觀了，我那顆惶恐不安的心才算落了下來。
不論是中午還是下午放學以後，我們都要步行一里多路回家，而且必須是排着隊。由班長負責看着我們，路上要是有誰敢調皮搗蛋，班長就會報告老師。那些年學生比較多，教室不夠用，低年級的學生常常只上半天課。不上課的時候我們就要到各自的小組長家裡去寫作業。寫完作業，小組長檢查過了才能回家。
每天上學、放學的時候我們都要從天寧寺的古塔下面經過。大概是為了保護古塔，它被一堵高大的圍牆圍在了北京唱片廠的院子里。有風吹過的時候，塔檐上面掛着的那些鈴鐺就會發出一陣陣清脆的叮咚聲，好聽極了。抬頭仰望，古塔的塔身上面四周都雕刻着身披鎧甲、手握寶劍的神像，一個個怒目圓睜，在夕陽映照下依然那麼威嚴。在落日的餘暉里，成群的燕子啾啾鳴叫着圍着塔身飛來飛去。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時候，塔頂上面的磚被震塌了一些。後來經過修補，又恢復了原樣。
上小學的時候正好趕上了那場聲勢浩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在語文課上學完了漢語拼音以後，課本里第一篇像樣的課文只有一句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直到小學畢業我也沒有弄明白到底什麼是“階級鬥爭”。
在小學里我們曾經參加過許多次政治運動，比如學習黃帥“一個小學生的日記”、學習白卷英雄張鐵生、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每次運動來了，學校都會組織全校師生學習，就是到教室外面開大會，聽廣播。老師通知開大會的第二天，我們都要從家裡拎來小板凳。開會了，我們就在老師的帶領下，坐到操場上指定的位置，聽學校的領導在大喇叭里廣播，這樣的大會常常一開就是兩個鐘頭。
政治學習不僅僅是開大會，聽廣播，老師還讓要我們結合當時的政治形勢寫日記，這是最難過的事。我們的年紀那麼小，對政治運動是什麼，為什麼要搞政治運動根本就不知道，怎麼能夠結合當時的政治形勢寫日記呢？每次寫日記我都要求助姐姐，姐姐不耐煩了，就讓我找報紙來抄，這更讓我頭暈。報紙上的那些評論文章、批判文章我一點也看不懂，不知道從哪兒抄起，最後就是胡亂抄些自己也不明白的東西交給老師。
在“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年代，為了讓小學生們從小就要向工人階級學習，學校還定期組織我們到離學校不遠的一個小院子里去參加學工勞動，每個班輪流去。全班的學生們被分別安排在幾間屋子裡，幾個同學再組成一個小組。我們的工作其實很簡單，叫“折頁子”，就是給學校旁邊的北京唱片廠折一些印刷好了的唱片歌詞，好像都是些那個年代流行的曲藝節目唱詞。每天我們坐在桌子前，都不許亂說話，乖乖地悶着頭，把老師分給我們的一大摞大張的唱詞按照要求規規矩矩地折好，到了放學的時候交給老師，就算學工勞動了。參加這些學工勞動都是沒有工錢的，只是每天老師都不會給我們留作業了。
除了“學工勞動”以外，我們還接受過其他形式的革命教育。比如，在學校組織下，到近郊的村子里聽老農民給我們做“憶苦思甜”報告。印象最深的那一次是整個年級的學生們在老師的帶領下，步行到離我們學校很遠的北京小學的禮堂去看電影，放映的是黑白片的舞劇《白毛女》。從各種宣傳形式中得知，對於我們這些“在蜜罐子里長大”的小孩子來說，舊社會的廣大勞動人民過的日子那可真是“水深火熱”。然而，多年以後，我在網上看到有文章說起那個年代的文藝作品，竟然有許多是為了迎合當時的宣傳需要而刻意編造出來的。
在建國初期的土改中，我的爺爺家被劃成了“地主”成分，從那以後，我們一家人都因為這個“地主”成分而抬不起頭來。在學校里有個壞小子指着我的鼻子罵“你們家是地主！”回家后我小心翼翼地問爸爸：“我的爺爺怎麼就成了地主呢？”爸爸說是因為當年鬧土改的時候原本是莊稼漢的爺爺得罪了什麼人，被人家陷害的。為了這件事，我的心裡一直在埋怨那個從來都沒有見過面的爺爺。好多年以後，爸爸才告訴我，爺爺在土改以後不得不離開了山東老家，“闖關東”到了東北，最後孤獨地客死在異鄉。
在小學里曾經最讓我感到驕傲的事莫過於當上紅小兵，而且是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的宣誓儀式。那一次是在冬天，正式宣誓之前，老師還特意讓我們幾個就要成為紅小兵的同學在放學以後排練了幾次。當我們表情嚴肅地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面對着天安門，舉起右手齊聲朗誦宣誓詞的時候，長大以後一定要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要為了解放全人類繼續革命的莊嚴的歷史使命感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
在天寧寺這座古廟裡，陪伴着有上千年歷史的文物建築，我一直上到了小學畢業。之後我進入了中學，也是在天寧寺的古塔旁邊。中學的大操場和古塔之間只隔着一條很窄的土路，每天在大操場上操仍然能夠看到高高的古塔。只是上學和放學的時候都不會再經過古塔了。
現在，那些我們曾經在裡面上過小學的天寧寺的古老的房子和院子早就被夷為平地了，上面蓋起了一棟棟居民樓。後來，在古塔的周圍，原先佔據着天寧寺的北京唱片廠、煤廠和一些居民住宅都搬走了，在天寧寺塔的旁邊重新修建了一個比以前的規模小了許多的天寧寺，前來朝拜的人很多，香火也因此很旺。我也到裡面去過一次，那是我第一次站在了古塔的蓮花寶座前。那天不是上香朝拜的日子，寺廟的院子里只有我一個人。我獨自圍繞着古塔下面的蓮花寶座轉了一圈，舉頭仰望這個承載了千年歷史的神聖建築，暗自感嘆它曾經歷經了多少風雨滄桑，看過無數風雲變幻。望着千瘡百孔的古塔，塔身上面那些雕刻精美的神像因為年久失修更加殘破，塔檐上的鈴鐺也沒有了，再也聽不到悠揚悅耳的鈴聲，再也看不到燕子們翩翩飛舞的身影。
滕遠2009。10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