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能一起喝茶閑聊到半夜的朋友，許多話題我們可以聊到一塊兒。但在一個問題上，我始終無法認同他的想法。前年釣魚島爭端再起，國內掀起反日浪潮，甚至出現打砸日本車現象的時候他告訴我說：如果中日發生戰爭，他第一個參軍。我沒有覺得詫異，因為他是中國許許多多有反日情結的人中的一個。我笑笑，說：“我估計是不會去了，我怕死。”
據父親說，平民身份的曾祖父在是在抗日戰爭時期被日軍擊傷，而後傷重而死的。不知是否是因為“曾”這個輩分拉長了時間的跨度，以致對我來說曾祖父的被害像是歷史書上的墨字一般平淡而沒有感情，心中全然無法生出仇恨的感覺。但時間上的陌生感並不是主要原因。
什麼東西能夠讓一個人願意為之付出生命？自由或許是，自身或至親生命面臨即時的危險也可能是，為真理而死我想也可以理解。然而，若對自由的堅守有迂迴的方式，至親生命有其他保全的手段，非到萬不得已，走上沙場、以死相拼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即使對於真理，伽利略曾說：“簽字有什麼用，地球仍在轉動!”
歷來的暴力革命與戰爭中，總不乏為了某個理想、某個信念，抱着民族情懷與國家情懷而慷慨赴死的人。可是，臨死之時，他們是否真正理解自己為之而獻身的理想與信念的初衷，是否全然地明白民族與國家觀念的由來與意義？有多少人只是為了一知半解的信仰、觀念或隻言片語而從容就義？即使這樣的人有千千萬萬，卻也不能改變這樣的事實：許多暴力革命只換來一時表面的革新，而作為其革命依據的理想與信念終被時間證明不適應現實；國家、民族間的戰爭永遠只有站在己方角度的相對正義性。人的經歷有限、見解有限，難以審慎地考察這些理想與信念；人不能選擇自己的民族與國籍、無法完全擺脫類似血緣情感的民族與國家情感。這或許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何慷慨赴死的大都是年輕人——年長者眼中的孩子——他們見的太少、思考得太少、審視得太少。自殺的茨威格說：“恰恰是各國人民一味相信自己一方事業的正義性，成了戰爭的最大危險，當一個人有了更大的國際視野，就會懷疑戰爭的正義性。”
許許多多的理想與信念，一開始以理性的面孔登台，卻以類似宗教的形式紮根於普羅大眾。而當其走到了這一步，就難保人們在無意識中對其產生類似於宗教信仰的偏執與盲信。大多數的社會與家庭教育，也不會引導一個孩子對民族與國家觀念進行審查。讓一個人走上戰場，可以是為了自由、親人、或者自己心中的真理；而讓一群人走上戰場，則需要名譽、光榮和愛國主義賦予他們勇氣。可走上戰場的當事者，能否分得清名譽、光榮和愛國主義是自己真實所求的東西，還是他人將其引上戰場的工具？
媽媽，
替我拿下這徽章，
我已無法再佩戴它，
它的光輝逐漸褪去，
幾乎晦暗難辨。
——《叩響天堂之門》
把一個可能晦暗難辨的徽章作為生命的註解，是一件很冒險的事。註解終究是人為標註上去的，而不是與日月同久遠的東西；當時間終讓這個註解褪色，當事人的生命之書還有多少可讀性？
朋友說：“你這有點像虛無主義。”我回答道：“有多少觀念、價值、感情可以稱得上的絕對正確與恆常不變的呢？一次戰爭、一次革命就可推翻原來人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許多東西，而被重新樹立的觀念、價值、感情又多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多活些年來思考這是不是虛無主義，不是更好？”
徽章不能註解生命 標籤：傾聽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