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偷摘一些楊梅，就被捆綁示眾，在烈日下暴晒數小時，這事發生在重慶來溫州務工的兩位女青年身上，整個過程持續3小時。（《溫州都市報》5月30日）
兩位女青年之所以會被“示眾”，原因就是因為她們偷摘了一些楊梅，並且當在山上守候的村民發現要求她們賠償200元時，而她們身上沒帶錢，就被捆綁起來了。村民的根據是今年村裡在村口貼出了告示，嚴禁外來人員上山偷楊梅，違者將予以重罰。當然，該村也有一些村民和外來人員認為，出現偷摘楊梅的事情，應該以教育為主，適當罰款，隨意捆綁示眾是不可取的。
抓到小偷進行公開捆綁“示眾”的做法在各地不絕於耳，去年現代快報就報道，12月3日清晨，江蘇省揚州市區凱萊花園發生入室偷竊案件，小偷被抓后被小區保安綁着站在門口示眾，保安稱示眾是應住戶要求的，要讓大家認識他，以便提高警惕，有些痛恨小偷的市民還認為示眾方式好。
對“小偷示眾”的做法，無疑是違法的，如果持續的時間長或情節惡劣的話，還可能構成非法拘禁罪。但是，在我們看到的這些違法事件中，這種做法有的是得到所在基層組織的默許，有的是獲得村民、市民的贊同。而且，即使認為示眾做法不可取的村民，也認為可以對小偷“適當罰款”。然而，我們都清楚，罰款只能由行政機關依據法定的權限與程序進行，公民個人、企業和群眾自治組織非經法律、法規或行政機關的授權是無權進行罰款的。
一味地指責這些村民或市民們的法律意識淡薄是無濟於事的，其實，在相當多的村民或市民中是有着某種“法律意識”，只不過這種所謂“法律意識”不是由公共權力機關所頒布的法律的意識，而是一種所謂的“民間法”的法律意識。只要我們不抱國家法萬能主義，我們就得承認，在中國的鄉土社會，除了國家的法律在運行外，一種由農業文明沿續下來的鄉規民約、習慣、道德倫理等等組成的“民間法”在事實上規範和調整着鄉土社會的人們。國家法律在這塊土地上與“民間法”處於一種拉鋸式的狀況，“民間法”在國家法律的空白處、縫隙處和抗爭中頑強地生存。
具體到對“小偷示眾”的事件中，便真切地反映了國家法與“民間法”碰撞與博弈。鄉土社會的鄉規民約、習慣對於小偷進行公開“示眾”給予認同，以暴制暴在“民間法”中具有天然的正當性。然而，現代民主、文明的社會，高舉保護人權的旗幟，懲制不法行為的權力收歸於代表民意的公權力機關，國家法堅決反對用不法行為來對付不法行為。當然我們說，國家法並非一定要完全打壓“民間法” 生存空間，在國家法的空白處，“民間法”可以找到生長之路，甚至有時國家法不得不作變通與修改，以適應鄉土社會現實的需要，但在原則立場上，國家法律必須長驅直入，不容“民間法”喘氣。對於“小偷示眾”一類事件，國家法律必須管起來，該處罰的要處罰、該判刑的要判刑。
然而，在現實中我們看到，對於公民個人、企業和群眾自治組織擅自罰款，抓到小偷隨意公開“示眾”等行為，“小偷們”基於道義上的譴責是不敢全力維權，而更令人感到遺憾地是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也表現出相當的寬容。除非造成惡劣的影響和嚴重的後果，執法人員通常會以動機良好，對象本身就是違法之人並不處罰或進行給予極輕的處罰。其實，執法人員是以“民間法”的思維去執行國家的法律，如此一來，落後、愚味、野蠻的“民間法”又假執法人員之手得以生存併發揚光大。
因此，要改變諸如“小偷示眾”一類的事件屢禁不止的現象，除了要大力普及國家法律知識，“送法下鄉”外。更重要的是要求我們的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在這場國家法與落後、愚味、野蠻的“民間法”的碰撞、博弈與對話中，要嚴格執法，以實際行動全力以赴維護國家法的尊嚴，讓國家法律能在民眾心目中真正生根、發芽。
通聯：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郵編：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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