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3日，即五四運動爆發前一天的上午，《北京學生全體宣言》的起草者、大名鼎鼎的三大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的羅家倫，在忙於策劃北京高校學生運動的間隙，還做了一件迄今鮮為人知的“重要”事情——他準備好了一份給北大校方的上書，要將自己的老師——當時已是名聞中外的新文化運動反對者、拖辮教授辜鴻銘——趕下北大的講台。只是由於五四運動的爆發，直到五四風暴平息后的8月8日，他才將此信正式遞交給北大校方，促成了辜鴻銘老師的“下課”。
羅家倫“上書”
在北京大學檔案館中，這份保存完好的當年北大學生的“上書”檔案，既有標題，也有封皮。案卷號為BD,立案單位為“校長辦公室”。其正文如下：
教務長英文主任先生：
先生就職以來，對於功課極力整頓，學生是狠（很）佩服的。今學生對於英文門英詩一項功課，有點意見，請先生採納。學生是英文門二年級的學生，上辜鴻銘先生的課已經一年了。今將一年內辜先生教授的成績，為先生述之：
（一）每次上課，教不到十分鐘的書，甚至於一分鐘不教，次次總是鼓吹“君師主義”。他說：“西洋有律師同警察，所以貧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中國曆來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師管束內里的動機，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國平安，非實行‘君師主義’不可。”每次上課都有這番話，為人人所聽得的。其餘鄙俚罵人的話，更不消說了。請問這是本校所要教學生的嗎？這是英詩嗎？
（二）上課一年，所教的詩只有六首另十幾行，課本鈔本具在，可以覆按。因為時間被他罵人罵掉了。這是本校節省學生光陰的辦法嗎？
（三）西洋詩在近代大放異彩，我們學英國文學的人，自然想知道一點，我們有時問他，他總大罵新詩，以為胡鬧。這是本校想我們有健全英文知識的初心嗎？
（四）他上課教的時候，只是按字解釋，對英詩的精神，一點不說，而且說不出來。總是說：這是“外國大雅”，這是“外國小雅”，這是“外國國風”，這是“外國離騷”，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類話。請問這是教英詩的正道嗎？
有以上種種成績，不但有誤學生的時光，並且有誤學生的精力。我們起初想他改良，說過兩次，無賴（奈）他“老氣橫秋”，不但不聽，而且慢（謾）罵。所以不能不請先生代我們作主，設法調動，方不負我們有這英詩的本旨……
其時，北京大學的校長是蔡元培，教務長是後來著名的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馬寅初，英文門主任乃新文化運動主將之一的胡適。羅家倫1917年進入北大英文門，很快就與傅斯年等一道，成為當時北大學生中積极參与新文化運動的活躍分子，特別是與胡適等極為接近。
辜鴻銘此時為胡適在英文門的同事，他進入北大英文門的準確時間目前還難以查出，但肯定比蔡元培1916年12月26日出任北大校長要早。嚴格說來，那種認為辜鴻銘進入北大是蔡元培“兼容並包”辦學思想直接產物的流行說法，其實並不確切。
顯而易見，羅家倫給北大校方所寫的這封信，正是當時北大內部新舊兩派激烈鬥爭的產物。
另外，著名報人張友鸞先生曾生動地記述辜鴻銘和羅家倫之間互相“討厭”的故事。據他說，辜鴻銘這位“名教授”因反感羅家倫這位“名學生”好出風頭，不好好學英文，故上課時“十回有八回叫着羅家倫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羅家倫呢，對於這英詩課既無興趣，英文底子又很差，每次點到他名字的時候，“有時胡亂回答一通，有時簡直就說‘不知道’”。有一回，辜鴻銘聽了他的回答很不滿意，便當堂加以訓斥。因為話說得很重，羅家倫有些難堪，就站起來辯解。結果招致辜鴻銘大怒，拍着桌子說：“羅家倫！不准你再說話！如果再說，你就是WPT！”羅家倫被嚇得愣住了，只好忍氣吞聲，不再言語。下課後，他心中不快，尤其窩心的是挨了罵，還不知道所罵的WPT三個英文字母究作何解。他就此請教自己尊重的老師胡適，也未能得到答案。於是有一天，趁辜鴻銘正講得興高采烈的時候，他湊上前去問道：“上回老師不准我說話，罵我WPT。這WPT是什麼意思，我到現在還不明白。請老師告訴我：這是哪句話的縮寫？出在哪部書上？”辜鴻銘一掄眼道：“你連這個都不知道嗎？WPT，就是王、八、蛋！”此言一出，哄堂大笑。羅家倫恨得牙癢，卻無可奈何。
“上書”的正式遞交
五四運動過去三個月之後，即1919年8月8日，羅家倫終於將5月3日寫的這封信呈交給校方，並且又補充了如下內容：
這封信是五月三日上午寫好的，次日就有“五四運動”發生，所以不曾送上。到今日學校基礎已定，乃撿書呈閱。還有兩件事要附帶說明：
（一）本年學校將不便更動教授，但英文門三年級的英詩功課，只有二點鐘，可否將辜先生這兩點鐘減去，讓他便宜點兒。這兩點鐘我和我的同班，渴望主任先生擔任。
（二）聽說杜威先生下半年在本校教“哲學”同“教育原理”兩課。這兩課都是對於英文門狠（很）有關係的東西，可否請先生將他改成英文門的選科，讓我們多得一點世界大哲學家的教訓，那我們更感激不盡了。
從羅家倫所補充的兩點內容和馬寅初對他的態度來看，五四以後這位學生領袖的地位和說話的分量顯然已今非昔比。他竟可以完全不把名揚天下的老師辜鴻銘放在眼裡。在筆者看來，羅氏之所以這樣做，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原因，還同羅家倫自己在五四運動中與蔡元培、馬寅初、陳大齊、胡適以及後來的蔣夢鱗等校方高層建立起的“戰鬥情誼”、密切接觸和信任關係不無關聯（從現存的一些當年通信可以推知），且和辜鴻銘此時與羅氏本人最親近、欽佩、依靠的另一老師胡適之間的矛盾和爭論業已公開化也不無一定關係。
兩個老師之間的“競爭”
在北大英文門內，胡適與辜鴻銘不僅是思想上的對頭，也是教學上的競爭對手。他們都教英語文學，特別是英詩。起初，胡適僅教一年級的英詩，每周只有1課時；辜鴻銘則教二三年級的英詩，每周都是3課時。羅家倫正是胡、辜共同的學生。但羅顯然更喜歡胡適的英文課。
從北大英文系的有關課程檔案來看，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辜鴻銘二三年級的英詩課仍得以保留。不過同時我們也看到，胡適的“近代英美詩選”課此時卻被正式列入到本學年兩個年級的選修課程當中，這無疑滿足了羅家倫信中的部分要求。而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辜鴻銘的英詩課便不復存在。目前，辜鴻銘究竟何時最終離開北京大學英文系，由於沒有找到相關資料，還難以確證，但可以肯定的是，自1920年下半年之後，北大英文系的課程表上，就已經不再有辜鴻銘的名字了。
辜鴻銘英文教學效果之他證
在辜鴻銘和胡適兩人一起教過的英文學生中，除羅家倫之外，較有影響的還有許德珩、袁振英（筆名震嬴）、李季等人。袁振英與羅家倫一道，曾參與過胡適主持的“易卜生專號”。袁振英不僅表示極端佩服辜氏高超的外文修養，還認為他詼諧有趣的教學方法，“學生也很喜歡”，並經常使得他們“樂而忘倦”。他反對辜氏的頑固態度，但卻同情其熱愛中國文化，並不懈地向外進行傳播的精神。
在羅家倫晚年所寫的《回憶辜鴻銘先生》的文章中，羅氏早已不再有往日的那種年輕氣盛，他雖然還是將辜氏歸為“老復辟派的人物”，還是認為其思想行為“不免故意好奇立異，表示與眾不同”，但卻始終都尊稱辜鴻銘為“先生”。在講述辜氏趣聞逸事的同時，羅氏總掩飾不住對這位老師的文學天才和外語能力表示欽佩之意。可見，歷經幾十年的文化人生和學術磨礪，他對辜鴻銘的認識評價已經相當平靜、理性和客觀了。（摘自《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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