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給母親寫一篇文章了，可母親一生的經歷可寫的太多，從哪裡寫呢？忽然想到了美術學上一個詞“速寫”，我就借鑒這個詞吧，用文字為母親的一生，作一幅速寫畫吧。
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母親還是我外婆身邊最小的愛女，一個小姑娘。那時候，中國的女人還沉浸在纏腳的年代，我的外婆也像所有的母親一樣，用布條緊緊地裹住他的嫩嫩的雙腳，然後，挾着她，把她放在紡車前，給她懷裡扔一捆數好的捻子，要她紡完，不能偷懶。踏足疼難忍，夜晚不成紡線的任務。於是，自己偷着解了纏腳的帶子，把未紡完的捻子，埋在茅廁里。做完這些，母親母親如釋重負，長吁了一口氣，還自以為自己聰明，瞞過了我外婆。
然而，捻子還是被外婆從茅廁里找了出來。外婆加倍懲罰母親。這次，我外婆給母親把腳纏得更緊，綁得更牢了，還用棒槌來敲打，以修飾得更稀樣些。然後，塞給他棉花捻子，讓她繼續紡線。
母親忍受着這鑽心的疼痛，以單薄的身子，每天搖着紡車，就這般搖着她妙齡的少女時代。嗡嗡的紡車聲，伴着熒熒的淚光，她終於出落出一雙小巧的三寸金蓮。
穿上繡花鞋、紅棉襖，上了花轎。她被抬着離開了我外婆，從此，她就是人家人了。她在哭嫁，無聲，只有淚，沿臉頰慢慢淌着。
蓋頭被一個人揭開，那個人就是我的父親。
我家頗有家產，而我外婆家曾經家道殷實，外爺曾在山西作過縣太爺，可畢竟到母親出嫁時，家道衰落，加上外婆家在山裡，因而，母親在我家裡，總是低眉順目。有了委屈，只能晚上告訴我父親。在父親弟兄４人中，父親排行老三，最老好，不拿事。母親流着淚嚶嚶地哭訴，而父親聽了半天，不吭聲，最後只說聲睡吧，就昏昏地睡著了。
聽說日本人打到黃河那邊了，只要越過黃河，不幾天就能來到這祖先世代居住的關中平原了。灞橋鄉黨空崇州來灞橋一帶徵兵，老實厚道的父親熱血沸騰，隨着這股全民抗戰的滾滾洪流去了抗日前線了。
父親扛槍走了，母親只落得個守門倚望，望眼欲穿。人瘦了，頭髮失去了光澤，漸漸的變成如麻一樣的青絲。
父親打過日本鬼子，而且參加了著名的中條山戰役。但，他是國民黨兵，最不可思議的是，抗戰勝利了，他回來了，也帶回了一條產於日本長崎的軍毯。所有這些，在那個荒唐的年月，卻成了我們家永遠也擦不掉的恥辱。已經顯得老態的母親，還要忍受某些部門的冷眼、別人的閑話。婆婆已經作古了，很多親人已經和她劃清了界限。
荒唐的年月剛一結束，母親又顯得精神起來。為了父親的名譽問題，以一雙小腳奔波於鄉村與縣城之間，那年，她已經近六十歲了，頭髮全白了。可跑來跑去，得到了一個啼笑皆非的結論：當年並沒有哪級政府給父親戴反動帽子，無所謂恢複名譽。
母親在生了四個女兒兩個兒子，卻又夭折了兩個個兒子（母親五十多歲的時候，我的二姐又不幸病故）后，才得了我這麼一個兒子，有我那年，她已經44了。大概一輩子夭折的多是兒子吧，母親特別愛男孩。有了我這麼一個兒子，肯定非常疼愛。好在我比較爭氣，在八十年代初，比較順利地考上大學。我剛20出頭那年，她又為我操心媳婦了。
“我要給我娃找一個在外面幹事的媳婦，體體面面地活人。”母親平生第一次在人面前這麼自豪地說出自己的美好願望。
“那你也可以跟着去享清福了。”我們村上的人打趣的說。
“不，不，”母親使勁搖着長滿白髮的頭，“我老了，礙手礙腳的，去了讓媳婦嫌棄，跟我娃吵架，叫我娃為難。咱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咱做咱吃，死了一埋就完了。”說罷，母親望着我和藹地笑了。
92年父親去世后，我的母親就來到我身邊，和我一起居住，給我照看孩子。和我在一起生活了十七年。由於四年前去我姐家，不小心從農村的土炕上摔下來，造成股骨頸骨折，手術后，只能坐在輪椅上足不出戶。但還是一樣和藹。我也在某中學任教。母親每天早上第一個起床，坐在客廳里，目送我出門上班；每天晚上依然坐在客廳，直等到我下班回來才睡覺。每逢家裡來客人，總是自責：“可憐我娃，讓我拖累到啥時候！”
今年清明節的晚上10點44分，母親與我們永別了，享年89歲。後來回想這個日子，忽然想起母親在世時說過的一句話："我不打擾我娃，他上課，忙。我死後，不用過周年，在十字路上燒兩張紙就行了。"我知道，母親冥冥之中還想著兒子，精心為她自己選擇了這個離開的日子，為的是過周年不耽擱我的上課，這個日子也好記；即使兒子太忙，不回來也無所謂，在哪裡燒紙還不是燒紙。再說這天也是全國的祭奠日，看到那麼多人為自己的親人上墳，燒紙，自己在天之靈也不會寂寞的。我的母親，臨走也想着自己的兒子！
這就是母親的一生，一個平凡的關中老人的一生，一個中國普通的婦女的一生，真的，太普通了，史書上絕對留不下她的名字。
2009年2月1日於臨潼迂公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