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一輩子都在抉擇中度過，可有些事你卻無從選擇。爺爺在兒女都成家后選擇出家，而拋棄我，而我也無從選澤地開始了正式的和父母生活。
我們有了新家，院子很大，房子很小，牆和房子都是土坯的，那時候農村裡打牆是最熱鬧的，兩面用椽固定好一尺的距離，然後往中間填土，七八個漢子擠在上面拿着碗口大的鎚子在上面錐，邊錐邊喊着號子，場面很是壯觀，待把一層濕土錐瓷實了下邊的人又開始添上新土，牆就是這樣一寸一寸和着男人的汗水打起來的。
有了新家我覺得媽媽說話的聲音都大了，好似過了幾天安寧的日子。
我開始上小學了，我們端着自己的凳子上了學前班，記得那時，我們和一年級，二年級在同一個教室，老師上課時上了這邊上那邊，很是忙碌。一個星期後，老師通知我把凳子搬回家，說下星期我就升到一年級。就這樣我跳了一級。那時的孩子上學晚，一年級的學生小的七歲八歲，大的還有十歲十一歲的，我們就這樣在一起混學，常能背過高年級的課文一點不奇怪。
學校里只有兩間教室，兩個老師，五個年級（學前班，一，二，三，四）一個老師戴着瓶底厚的眼鏡，隔着眼鏡我們看不清他的眼睛，一個老師只有一條腿，另一條腿從根部鋸掉了，他總是架着雙拐，上課時雙拐靠牆，一手扶着黑板，一手或拿書或在黑板上寫字。高年級的同學給眼鏡老師編了好多順口溜，每次給老師打水時就使壞，我甚至見過有人把鼻屎投進老師的熱水壺，我也受到影響給老師提熱水回學校時一路我都沒有蓋壺蓋，直到校門口才蓋上，我覺得我要不做點什麼就和她們不是一夥的。可那個雙拐老師我們都怕他，沒人冒犯他。
在這所啟蒙學校里我記憶深刻的就是這兩位老師，眼鏡老師給我們教的第一首歌就是《義勇軍進行曲》，而雙拐老師留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帶着我們搖樹葉，聽說第二天檢查，他就帶我們瘋了似的把楊樹上的所剩無幾的幾片葉子往下搖，男生們可賣力了，我們女生就站在樹下笑，我猛一回頭看見老師也在仰頭張嘴笑，笑的那麼隨和，和講台上的他判若兩人。後來相繼還換過老師但印象都不深了，唯獨這二位。
如今三十餘年已過，小學校雖已不復存在，老師也已年近花甲，可那年那時那些快樂無邪卻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