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員——挑起家庭重擔（回憶之八）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無奈地輟學回家后，姐姐戶口開到婆家，家裡剩下年邁的母親和我。家庭的重擔自然而然的落在了我的肩上。

　　那個年代，農村是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的。一個村數個生產隊，集體農田，集體勞作，生產的糧食按人頭和所掙工分分給每家每戶。生產隊一般設隊長、會計、保管、記工員等職，負責組織管理工作。勞動作息時間是統一的。當時正值“文革”時期，在“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口號下，社員們“一天干三晌，晚上再加班”。

　　“分，分，社員的命根”，這是當年農村人的口頭禪。我們村分3個生產隊，我家是第三隊。我們隊勞動價值最好的年份是一個工（10分）5毛錢，平常年份就是3毛錢上下，最差的一年只有1毛8分錢。1隊和二隊都比我們隊工值高。當時村裡有句順口溜“好一隊，強二隊，最不沾的是三隊”。生產隊的糧食，70％為基本口糧，由全隊人口平分，30％為工分糧，由全隊總工分平分。這就是說，要想多分糧和錢，必須多掙分。

　　剛剛走出校門，又不到20歲，開始生產隊給我定的“底分”是8分。儘管有些農活兒與10分勞力一樣干，比如鋤地、擔糞、擔水點種、看水澆地等，但也只能按“底分”記工。這就叫同工不同酬。

　　糊塗人看熱鬧，聰明人看門道。雖然都是在幹活，勞動強度卻不同。

　　拚命幹了兩三個月後，漸漸發現了訣竅。農活也是分等級的，有的很臟很累；有的可以偷懶，別人看不出來；還有的很輕鬆、省勁。幹什麼活兒全由隊長一張嘴。“得罪隊長乾重活，得罪會計筆尖戳，得罪保管挨秤砣。”這一順口流道破了生產隊幹部的權力。這些人時刻掌握着社員的切身利益，是萬萬不可得罪的，隊長有時在村上罵罵咧咧的，社員抱定“民不與官斗”的古訓，誰也不敢哼一聲。

　　既明之，則行之。知道掙工分的重要，又看透了人際關係的故巧，抱定了千方百計多掙工分的注意。於是順水行舟。聽從隊長指揮，派什麼活兒，不頂嘴，儘力干好，工休時間，發揮所學之長，主動給大家讀報，給隊長留個好印象；計量活兒多干，如往牲口圈割草按斤計分，磓地按畝計分等，輪到干此類活兒，我就不休息拚命多掙一點兒分；加班加點、起早貪黑多造糞，多掙分。

　　功夫酬謝有心人。隊長見我幹活兒賣力，不耍滑，靠得住，一些輕閑活兒或單人乾的活兒派我去干，這樣體力上既可輕閑一些，又不少記分，同時下工時還可捎帶些柴草。苦幹加巧幹，幾個月下來，從記工本上看，我這個8分勞力，比10分勞力掙得分差不了多少。

　　生產隊年終決算，我家由欠款戶變為長款戶，分到了30多塊錢，再不用借錢交生產隊。春節到了，我大膽向母親提出，除夕晚不再吃黑麵餃子，全吃白面的，母親高興地同意了。母子二人高高興興地過了個好年。

　　第二年生產隊調整“底分”，我由8分升為9分。底分高了，自己又不缺晌，加上秋天到黃壁庄水庫勞動，每天按10分記工。這一年下來，年終決算我家分紅比上年又多了幾十塊。當我把錢交給母親時，她的臉上露出了欣慰地笑容，高興地說;“小子，沒白養活你，我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