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由於生活的貧苦，在我未成年的時候就做着一個夢：何時能掙來一份屬於自己的一份工資，就再好不過了。
這夢寐以求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那是1959年9月的一天，我所分配的單位第一次給我發了工資，當時屬於試用期，每月工資標準是34元，又因我報到的日期是後半月，只能發半月工資17元。
我將這領到的17元工資捏在手心裡，心情異常激動。在背過人的地方反覆地數來數去，塞進口袋還用手緊緊地壓着。似乎怕這是一場夢，又怕夢醒後會失掉似地。由於這是有生以來國家第一次給我的勞動報酬，所以異常地珍貴。晚上我把它時而放在枕邊，時而捏在手心，又時而放在心口。激動得徹夜難眠。我認為：這是我生活道路上的重大轉折，意味着從現在起，我便脫離開對家庭父母的依靠而獨立於社會了。
激動了一番之後，我便計算着這17元該如何安排使用。父母親為了我的成才，含辛茹苦，十八年如一日地省吃儉用，慘淡度日，受盡人生冷暖，世態炎涼。一定得首先報效他們。於是決定：7元留給自己吃用，十元立即寄回家中，讓遠在鄉下的父母儘快分享一下兒子的歡樂。第二天一早，便來到郵局，用顫抖的手恭恭正正地在匯款單上寫下收款人的姓名和地址，並附上一封長長的信，發了出去。父親是箇舊社會就很有學問的文化人。一周后，便收到了回信：“文兒，信、款皆收，喜淚盈巾，18年之辛苦，終得回報，願吾兒善事公務，以報國恩……”時過一月余，父親來西安，言及那10元錢，他板着指頭，興奮得如數家珍：“你母親晝夜為兒操勞，兩元錢為他買了一條頭巾，一雙襪子；姐姐為你上學吃盡了苦頭，兩元錢給她扯了一條褲子；弟妹各一元，給他們添置了書本紙筆；還有4元留着家庭日用急需……”我感謝父親對這10元錢竟安排得如此周密，如此恰到好處。而他自己卻依然是一身打補丁的初布衣衫，一雙老布鞋，一頂舊氈帽。
父親亦然興奮着：“娃呀！10元錢不算多，爸總算見了回頭錢。”是的，從我懂事時起，全家人總是在飢餓線上度日，尤其是五十年代末那些瘋狂的年月，不要說溫飽，就連吃鹽點燈也很艱難。我在本縣上中學時，怕難為父親，一個月，一個月，硬是咬着牙不向父親開口要一分錢。但父親為了我能和其他孩子一樣，去買點鹹菜，辣醬和上晚自習必須的煤油、洋蠟之類的東西，每次走時總是東挪西借地要向我口袋裡塞上幾角錢或幾斤糧票。他每次來學校看我，臨走時總要顫抖着那粗糙的手，在他的口袋裡摸索半天，搜尋出幾角錢來遞在我的手裡。每當這時，我便如萬箭穿心，望着父親那灰暗而枯槁的臉色而潸然淚下。我不忍心讓衰老的父親為兒子無限度地付出。他太難太苦了。
我在西安上學時，總是把父親寄來的錢長期地積攢着，不讓他有分文的浪費。我不能愧對父母對兒子的一片苦心，我奮發努力，如饑似渴地充實着自己的文化與學識，我要用突出的成績，回報父母的深情厚愛，我終於畢業了，走上了工作崗位，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一份工資，終於圓了自己童年的夢。
此稿發表於1995年7月6日《西安晚報》六版並獲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