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海坐了六個多鐘頭的火車。投宿在楊浦區一個叫白洋淀的防空洞旅館中，為《白洋淀旅館》作了篇文章，有詳細描述。
於一九八四年（應在八三年前就開始籌劃辦廠）三個機械一巧不通的農民，合夥開辦這家重型機械廠，當時私人辦廠各方面都受到一定的制約，尤其必須克服官僚制度下的一道道障礙，成天追人敲圖章。他們有着比一般人超前的意識，從一定程度上他們打破了小農經濟的狹隘思想，有着卓識和魄力。回頭去看這些原創的個體戶，大多只是先開個煙紙小店，或餛飩小吃買茶葉蛋什麼玩藝兒，除了溫州樂清人生意啟發得早，逐漸向全國各地流動，本地農民守着承包田豐衣足實，沒有更大的野心，“生意錢一蓬煙，鋤頭錢萬萬年，”也許受傳統觀念的干擾，對外界起的變革思維反而遲緩。中國人解釋自己民族的基因常說：“一個人是條龍，”三個人做拼夥計生意結果比一條“蟲”還要蟲。總結檢討的同時，目睹這私營企業興衰榮辱的過程，也許我一直是冷靜的旁觀者，看着他們，幫助他們，並積极參与共同締造了這轟轟烈烈的場面，楚人范蠡說句踐這人長頸鳥喙，只能同患而不能同福，不辭而別，延續至今許是成一種文化？他們遇到共同的“敵人”時，三人團結一心一致對外；一旦敵人消除了，矛盾便迅速的轉向內部，個個身懷絕技，明爭暗鬥，兵不厭詐，樂此不疲的時而勾結，時而傾軋，企業在不斷內訌中終於落下帷幕。國人不但愛講“規則，”也非常愛講“道理，”一但自己的私慾受到“規則”的阻礙，馬上兌換成自己的“道理，”在道理面前“規則”不堪一擊。
三十多號工人，浩浩蕩蕩的開進某造船廠，連施工的場地、工作任務都沒落實，三個老闆都說有事先後回去了，他們誰也不願意留下現場管理，三十餘人群龍無首，像一群無頭蒼蠅，本來就是“湊攏班子，”田野自由散漫慣了，教捉來的民夫去上戰場，稱它游兵散勇都談不上，面試時都是天上下凡來的神仙，實際操作都傻了眼，技術水平，從業素質更無從談起，在無政府的狀態下，大家誰也不相信誰，早上來上班，待到晚，回漁業公司招待所，光吃飯，不幹活，全副擔子托給聘請來的一名工程師，姜工基本失去視力，尋找資料、走路以及日常起居，要靠人來照顧他，廠方專門配給他一個中專畢業生，一邊協助他工作，一邊照顧他的生活。姜工他主要負責解決製作工藝和有關技術上的問題，對於人事和現場施工，他本身行動不便，而且老闆自己不親臨現場去管理，他無法解決眼前亂糟糟的一團，一方面他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也無暇顧及這個現狀。
當初合同由計經委出面跟造船廠生產設備科簽訂的，代料製作一台5噸雙梁橋式起重機，材料（主要指鋼板）由廠方提供，進廠后的一段時間中，他們觀察發現我們根本沒有製造能力，看我們這幫工人的焊接切割水平實在低劣，逐向上一級去反映：“船體車間的雙梁吊，怎麼能交給這幫農民去焊接的？船體車間行車使用頻繁，要是出了事故啥人負責！”
他們真正的原因，並不是什麼技術問題，主要還是內部之間的派別鬥爭，一派抓住另一派“這工程究竟是誰發包給鄉下人的？裡面否有貓膩。”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個著稱世界的大工廠，教農民進廠為他們製造機器，在“改革開放”今天不啻是個寓言故事。不只是船廠任何群體都存在兩派，我們是幫派的國度，不靠攏或退出幫派就沒有飯吃。所以他們拖着不給我們落實施工平台，不提供我們電焊機等必須的工具，也不供應材料，以各種理由加以推委，每天早上步行去上班，在食堂吃完早餐，去未落到實處的工棚里坐着，消磨到吃中飯的汽笛拉響，到下午四點，去澡堂洗個澡，在食堂吃好晚飯，然後廠區溜達一會，看上一場電影回招待所睏覺。這樣日復一日坐吃山空的二十多天，三個股東老闆“山陰不管，會稽不收，”自始至終沒一人肯來現場。個別見這企業沒有多大的希望，這樣耗下去不如趁早回家干別的事做，背包行囊一拎，悄然離去。
這其間我一直在仔細琢磨這事情，是什麼原因遲遲不能展開工作的？這與旁邊觀下棋一般，錯在哪一隻棋子。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說計劃顯然談不上的，但心裡我大致有了一個輪廓。
因為大家整天閑着，我們幾個年紀較輕的朋友（特別是姜工的技術助手），經常湊在一塊吃酒聊天，一來年青人比較豪爽，二來心裡也為這工程擔憂，我對目前的情況發表自己的想法。認為重中之重，必須先解決施工平台的問題，沒有固定的施工場地，什麼都別說，等平台落實了，這一系列的工作才能展開。關於落實施工場地的最大困難來自於船廠內部的分歧，但必須的去做好他們的工作，我們與他們之間畢竟沒有任何利害關係，只要得法應該沒問題，是解決平台否能落實的關鍵。這時三個股東鬼使神差的來了上海，他們聽幾個青年（大多是股東們的舅或連襟）彙報一個月的近況，因帶親沾故，屬最可靠的“皇親國戚，”他們把我平時所說的一些想法和盤托出，三個老闆心裡其實都很清楚；長此群龍無首的繼續拖延下去，這三十多號工人的吃住開銷，費用可不是一筆小數目，況且這個工程全仗縣長大人牽的頭，在科委、經委的協調幫助下才促成的，並對他們寄於很大的希望，絕對不能讓第一樁買賣就成為他們的“滑鐵盧。”聽了他們的彙報，傅某出乎意料的搞了一次民主測試“誰來做調度？”然後讓大家民主選舉來決定。除了我的“師傅”不贊成外，另有一位鈑金工及一對父子也表示堅決的反對，他們對我“師傅”說：“他一個月的徒弟還不當滿，就當上了調度，你師傅還在敲榔頭，這事一旦傳到鄉下去，你‘師傅’的面子往哪裡擱去？”受人的蠱惑，而把我當作了眼中釘，我幾次向他作了解釋，始終不能釋懷。其實這個“調度”的權力範圍，相當於三個老闆的“全權委託，”換句話一切聽從“調度，”但是想不想當調度，這完全處決在於老闆方，哪由得自己的想法。他們打算推翻我當調度的決議，相互串聯“有福同享，”共同結成同盟。父親一方面慫恿兒子毛遂自薦，一方面他親自去找三個老闆“談話，”不知為什麼，三個老闆沒有答應“毛遂”的自薦，我曾懇求人答應我做學徒，寧願連工資都不要，事出“公心”做調度本不感興趣，但獲得一致，並“高票”通過，我將自己推到風口浪尖。
其實“師傅”他愛面子，但不懂得如何才有面子，有一種東西在他心裡作祟。我自己十分明白自己的身價；勉強收下我做學徒的，搖身變得鋒芒畢露了？我沒有理由顧及到別人的想法，但不能把自己的潛能扼殺在機會面前，我需要機遇才能證明我自身的價值，從而獲得人生的經驗，獲得各方的知識。我剛從田塍上爬起，腳上還粘着泥銹，螞蟥咬過的創疤還流着血，後天沒有受過系統的教育，不知道厘米、毫米、公差和精度，對機械而言完全是個“盲人。”姜工對我說：“你負責工地，當務之急要跟他們去談判，把施工場地落實下來，我眼睛不便，着重把製作工藝拿出來，老闆算甩開不管了，整個工程交給我們兩個，責任重於泰山！”
他們既然選擇了我，這是對我的一種信任，必需擯棄私心雜念，排除一切干擾，全身心投入到要做的事情上去，我去找動力設備的廠長，廠長踢皮球，我說：“你們不能內部有意見影響到我們工作的進展，大廠是廠，小廠也是廠，從原則上講大家都平等的，況且我們兩家簽了協議的，受法律的保護，雙方根據合同共同履行，不能對個體企業抱有偏見。”我本不該採取這種口吻說話的，惹他惱了撒手不管，你去找誰啊，但他在合同上籤過字的，不找他又去找誰呢，而且光說好話已不起任何作用，只能給他一點壓力，被我逼得沒有辦法，他硬着頭皮跟我去找反對方的頭兒，走到辦公室門口他止住步，意思說“那人你認識，去跟他協調。”把鼻涕甩給了我。 [1] [2]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