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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女人(threedaughtersofchina)(36)

白雲飄飄範文網 編輯:得得9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鄉村老羊翻譯

  我母親的矛盾心情是一個典型,全中國成百萬的官員都面臨著同樣的矛盾。在成都,反右鬥爭開始的時候很緩慢,很痛苦。省機關決定弄出一個人來做榜樣,一位姓侯的先生,他是一個研究機構的黨的書記,研究機構的成員由來自全四川的頂級科學家構成。他被期待抓出相當數量的右派分子,但是,他彙報說,在他的機構中沒有一個右派分子。“這怎麼可能呢?”他的老闆說。一些科學家曾經在國外,在西方學習。“他們一定受到了西方社會的污染,你怎能期待他們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而感到快樂?在他們當中怎麼可能沒有右派呢?”侯先生說,事實是,他們是在國內被挑選出來出國的,這證明了他們不反對共產黨,他甚至走得更遠,以他個人的名義為他們打保票。他曾經被警告過好幾次,讓他修正他的做法。最後,他自己被宣布為右派分子,被開除出黨,被從工作崗位上解職。他的行政級別急劇下降,這意味着他的工資被大幅削減,他被下放到研究機構的實驗室做掃地的工作,這家研究機構以前一直是由他來經營的。

  我母親認識侯先生,羨慕他能堅持他的原則。她和他結成了深厚的友誼,友誼一直保持到了今天。她曾和他一起度過很多夜晚,向他傾吐自己焦慮的心情。但是,從他的命運中,她看到了自己的命運,要是她不能完成她自己的右派名額的話。

  每天,在例行的沒完沒了的會議之後,我母親得向市裡黨的機關彙報運動進行的情況。在成都負責運動的是一位姓尹的先生,一個又瘦,又高,相當傲慢的男人。我母親得給他弄出數字來,以證明有多少右派分子被揪了出來,沒必要非得有名字,要緊的是數字。

  但是,她到哪去找她的100多個“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最終,她的一個副手,一位姓孔的先生,他分管東城區教育,宣布說,有幾所學校的女校長指認了她們學校的一些老師。有一位是一所小學的老師,她的丈夫,一個國民黨官員,在國內戰爭中被殺了。她曾經說過什麼,大意是,“今天的中國比過去還要糟糕。”有一天,她和女校長吵了起來,女校長批評她作風鬆懈,她勃然大怒,揍了女校長。其他幾名老師試圖阻止她,其中一人告訴她小心點,因為女校長懷孕了。她被人打小報告說,她嘶叫着說,她要“幹掉那個共產黨雜種。”(意思是嬰兒在那個女人的子宮裡)

  在另一個案子中,一名教師,她的丈夫隨國民黨逃到了台灣,被打小報告,說她向其他年輕教師炫耀她丈夫給她的首飾,想讓她們嫉妒她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生活。這些年輕教師還說,她告訴她們,很遺憾,美國人沒有贏得朝鮮戰爭,沒有開進中國。

  孔先生說,他對事實作了調查。調查不是由我母親做出的決定。試圖保護右派,懷疑她同事的誠實,需要格外小心。

  醫院的院長和副職經營着衛生局,他們自己沒有提出任何右派的名字。但是,有幾名醫生被更高的權力機關成都市政府貼上了右派的標籤,早先,他們曾在由市權力機關組織的會議上提出過批評意見。

  所有這些右派加在一起也不到十個,離定額還差得很遠。到這時,尹先生對我母親和她的同事缺乏熱情的表現很是煩惱。他對她說,她不能識別出右派,這本身就證明,她自己就是“右派的材料”。被貼上右派的標籤不光意味着在政治上遭到摒棄,經濟上失去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孩子和家庭會遭到歧視,他們的前程會被毀掉。孩子在學校,在他們居住的街道會受到排擠。居委會會對他家進行刺探,看看是誰拜訪了他們。要是一個右派被下放到了農村,農民就會讓她和她的家人干最累的活。沒有人知道衝擊到底會有多大,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是恐懼的強有力的原因。

  這是一個我母親要面對的矛盾。要是他被貼上了右派的標籤,她就得聲明和她的孩子斷絕關係,要不然就會毀了他們的前程。我父親很可能會被強迫與她離婚,或者他也被列入黑名單,永遠遭到懷疑。即使我母親犧牲自己與他離婚了,全家人還是會被標記為嫌疑人,永遠會這樣。但是,救她自己和家人的代價非常高,要搭上一百多個無辜的人和他們的家人。

  關於這個,我母親沒有對我父親說,他能拿出什麼辦法呢?她覺着很不忿,因為他的高位,他不需要去處理具體的案子,做這種痛苦決定的是低級的和中級的官員,例如,尹先生,我母親,她的副手,女校長,和醫院的醫生們。

  在我母親城區的一個機構是成都第二教師培訓學院,教師培訓學院的學生被授予學位,學位涵蓋學費和生活費用,所以這些學院自然就能吸引出身貧窮家庭的學生。第一條把四川,“天府糧倉,”和中國其它地方連接起來的鐵路最近竣工。因此,大量的糧食突然被從四川運輸到中國其它地方,幾乎在一夜之間,很多商品的價格漲到兩倍甚至三倍。學院的學生髮現,他們的生活水準實際上下降了一半,他們發起一場示威,要求更高的助學金。尹先生把學生的行動比作1956年匈牙利政變裴多菲的行動。他聲稱學生“和匈牙利知識分子志同道合。”他下達命令,每一個參加示威的學生都應該被劃為右派。學院有大約300名學生,其中有130人參加了示威,他們所有人都被尹先生貼上了右派的標籤。儘管學院不在我母親的管理之下,因為她只管理小學,但是,學院位於她的城區,所以,城市的權力機關武斷地將學生算作了她的名額。

  我母親因為缺乏主動性而沒有得到原諒。尹先生把她的名字作為右派嫌疑分子記下來準備做進一步的調查。但是,在他能做任何事之前,他自己卻被譴責為右派分子。

  1957年三月,他去北京參加全國省市級公共事務部部長會議。在小組討論中,鼓勵代表們就他們那些地區做事的方法提出意見。尹先生對四川黨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提出了一些抱怨,但是,他並沒有什麼惡意。李井泉總是被人們稱為李政委。在這次會議上,我父親是四川代表團的頭,所以,當他們回來后,寫例行彙報就落到了他的頭上。當時,反右鬥爭已經開始,李政委決定,他不喜歡尹先生在會上說的話。他向代表團的副頭查證,但是這個人很精明,尹先生開始提批評意見時,他離會去了廁所。在運動的後期,李政委給尹先生貼上了右派的標籤。我父親聽到這個消息后,變得極為不安。他被這樣的想法折磨着,尹先生倒台,他負有部分責任。我母親試圖說服他,情況不是這樣:“不是你的錯”她對他說。但是,對這件事,他一直很痛苦。

  很多官員利用運動來解決個人之間的過結。一些官員發現,完成名額的一個輕鬆的方法就是把他們的敵人祭獻出去。另一些人則完全是出於積怨。在宜賓,婷夫婦清洗了很多有才能的人,他們和這些人合不來,或者他們嫉妒這些人。幾乎所有我父親在那裡的助手都被譴責為右派分子,這些人都是他挑選和提拔的。一個我父親非常喜歡的前助理被貼上了“極右分子”的標籤。他的罪行就是他的一句話,大意是,中國對蘇聯的依靠不應該是“絕對”地。在當時,黨聲稱,依賴蘇聯應該是絕對地。他被判刑三年,在中國的一個勞改農場幹活,在一個荒涼的山區修建公路。在那,他的很多囚犯夥伴都死了。

  反右鬥爭總體上沒有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農民和工人繼續過着他們的日子。當一年後,運動結束的時候,至少有550000人被貼上了右派的標籤----包括學生、教師、作家、畫家、科學家和其他職業人士。他們大多數被解僱了工作,成為體力勞動者,在工廠或者在農場幹活。有的被送到勞改農場乾重體力勞動。他們和他們的家人變成了二等公民。教訓是嚴酷和清晰的:任何批評都是不能被容忍的。從那個節點開始,人們停止了抱怨,或者,根本就不開口講話了。一個流行的說法總結了當時的氣氛:“三反運動后,沒人敢管錢了;反右鬥爭后,沒人敢開口了。”

  但是,1957年的悲劇不光是讓人們沉默了下來。掉進深淵的可能性現在變得不可預測。名額制度加上個人積怨意味着,任何人,可能不因為任何事情而遭到迫害。

  方言準確地描述了這種氛圍。在各式各樣的右派分子當中,有“抽籤右派”,人們得通過抽籤的手段來決定誰應該被命名為右派;還有“廁所右派”,那些被發現在很長、很拖沓的會議當中管不住自己,離會去廁所的人被提名為右派。還有一些右派,他們被說成是“有毒,但是沒有放出來”(有毒不放);這些人因為沒有說任何話、沒有得罪任何人而被命名為右派。當一個老闆不喜歡某個人,他就會說:“他看上去不像好人,”或者“他的父親被共產黨鎮壓了,他怎能不憤恨,他只是沒有公開說出來。”一個好心眼的單位領導有時會做相反的事情,“我該接發誰呢?我不能對任何人做這種事。就說是我吧。”它通常被叫做“自認右派。”

  對很多人來說,1957年是一個分水嶺。我母親依然忠誠共產主義事業,但是,在具體實踐中,她開始出現懷疑。她和她的朋友侯先生,那位被清洗的研究所主任,談起她的懷疑,但是,她從不向我父親透漏她的懷疑----不是因為他沒有懷疑。而是因為他不會就懷疑與她展開討論。黨的規定,就像軍事命令,禁止黨員在他們中間議論黨的政策。黨章規定,每位黨員都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黨的組織,下級官員必須服從上級官員。要是你有不同意見,你只能可以向上級官員提出,上級官員被認為是黨組織的化身。這種團隊紀律是取得勝利的關鍵,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和更早的時期就一直堅持這種團隊紀律。這是一種令人敬畏的權利器械,因為社會需要這種器械,社會上的人際關係超越任何其他的規定,我父親完全遵守這種紀律。他堅信,要是紀律遭到公開的挑戰,革命就無法得以存活,得以持續。在革命的過程中,你必須得為你這邊而戰,儘管你這邊不夠完美----只要你認為這邊比那邊好就成了。團結是絕對地、迫切需要地。

  我母親能夠看出,我父親極盡所能和黨保持密切關係,她自己則是一個外來者。一天,當她小心地對形勢做了一些批評的評論,並從他那裡得到回應后,她痛苦地說,“你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人,但卻是一個糟糕的丈夫。”我父親點頭同意,他說他知道。

  十四年之後,我父親告訴我們這些孩子1957年差一點兒就發生在他身上的事。自從他早年在延安的日子,當時他是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他一直是一位叫丁玲的著名女作家的好朋友。1957年3月,當時他在北京帶領四川代表團開公共事務(民政,我一直譯成公共事務----譯者)大會,她捎信邀請他到天津,挨着北京,去拜訪她。我父親很想去,但是,還是決定不去,因為他得急着回家。幾個月之後,丁玲被貼上了中國頭號右派分子的標籤。“要是我去看了她的話,”我父親告訴我們,“我也會被打成右派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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