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鄉村老羊翻譯
我的家庭生活平靜而充滿愛意。不管我母親多麼地怨恨我父親，她很少和他吵架，至少不再孩子面前吵架。現在我們長大一點了，我父親對我們的愛很少通過身體的接觸體現出來。對於一位父親來說，用胳膊樓孩子，或者通過親吻他們，擁抱他們來表示喜愛，這不是中國的習俗。他會經常讓男孩子騎在肩膀上，他會拍他們的肩膀，或者揪他們的頭髮，對我們女孩，他很少這樣做。當我們長到超過三歲，他會把手放在我們的腋窩下小心地把我們舉起來，他嚴格遵守中國的習俗，習俗規定避免與自己的女兒親昵。沒有我們的批准，在我們睡覺的時候，他不會走進我們的房間。
我母親和我們的身體接觸也不多，儘管她很願意和我們身體接觸。這是因為她處在另一套規定的限制之中：那些共產黨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共產黨人獻身革命和人民是那樣地徹底，任何對自己孩子鍾愛的表示都不招人待敬，被認為是雙面效忠的表現。每一個小時，除了吃飯和睡覺，都屬於革命，都得花在工作上。任何被認為與革命無關的事情，例如用胳膊抱孩子，都要以儘可能快的速度處理完。
起初，我母親發現很難習慣這個。她的黨的同事總是批評她“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最終，我母親習慣了不停地工作的習慣。晚上，她回到家裡的時候，我們早就睡著了。我們睡着的時候，她會坐在我們的床邊，看着我們的臉，聽我們均勻的呼吸聲。這是她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刻。
她一有時間，就會擁抱我們，輕柔地撓我們，捅我們，特別愛碰我們的胳膊肘，碰胳膊肘特別地愜意。感謝上蒼，我可以把我的頭放在她的大腿上，讓她給我掏耳殘。掏耳殘是中國人的一種傳統的享樂的方式。我記得，小的時候，看見以掏耳殘謀生計的人挑着擔子，擔子的一頭是一把小竹椅子，從擔子的另一頭垂下很多微小的帶絨毛的掏耳殘的工具。
從1956年開始，官員們開始休禮拜天了。我父母帶我們到公園和操場，在那裡，我們玩盪鞦韆，捉迷藏，或者沿着長滿草的坡子朝下滾。我還記着翻着跟頭滾下山坡的驚險刺激，滾山坡的意思是衝進父母的懷抱，但是，實際上是撞到兩棵木槿樹上，先撞一棵，再撞到另一棵。
對我父母經常不在家，我姥姥依然感到很震驚。“這是什麼樣的父母啊？”她會搖着頭嘆息說。替他們做補償，她把她的全部心思和能量都用在我們身上。但是，她不能僅靠她一個人對付我們四個孩子，所以，我母親邀請俊英姑姑搬過來和我們住在一起。她和我姥姥相處很好。融洽的生活就這樣繼續着，1957年初，一位和僱主住在一起的女僕加入到我們當中。這恰巧與我們搬進新宿舍同時，新宿舍是一位前基督教牧師的住宅。我父親搬過來和我們住在一起，所以，這還是第一次，全家人住在一個屋頂之下。
女僕十八歲。她剛來的時候，穿一件寬鬆的花棉襖。對這種穿法，城市居民會認為太過俗艷，她們穿素花的衣服，即可迎合城裡人勢利的眼光，又能適應共產黨的清教主義。城裡的女士還像俄國婦女那樣穿短上衣，但是，我們的女僕穿傳統的農民式樣的服裝，在服裝的一邊扣上紐扣，紐扣是用棉布打結而成的，而不是新式的塑料紐扣。她不用腰帶，而是用一條棉布繩系褲子。很多來城裡的農村婦女都會改變她們的裝束，以免得看上去像個鄉巴佬。但是，她對自己的衣服完全沒有自知之明，這充分彰顯了她的性格。她長着一雙又大又糙的手，陽光晒黑的臉上總掛着靦腆而誠實的微笑，一副酒窩掛在玫瑰色的臉頰上。我們家的所有人都一下就喜歡上了她。她和我們一起吃飯，和我姥姥，我姑姑一起做家務。我姥姥特別高興，我母親不在的時候，她有兩個最親近最可信賴的朋友。
我們的女僕出身一個地主家庭，她急着想從農村逃出來，從她面對的無休止的歧視中逃出來。1957年，又能雇傭出身“壞”的家庭背景的人了。1955年的運動已經結束，氣氛總體來說寬鬆多了。
共產黨制定了一項制度，在這項制度下，每個人都得登記他們居住的地方（戶口）。只有那些登記為城市戶口的人才有權利分到口糧。我們的女僕是農村戶口，所以，她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時候，沒有糧食來源。但是我們家的口糧綽綽有餘，養活她根本不成問題。一年之後，我母親幫助她把戶口遷到了成都。
我家還付給她工資。國家的津貼制度在1956年被廢除了，那時我父親也沒有警衛了。警衛由一個男僕替代，男僕為多個官員服務，他在辦公室里為我父親做雜務，例如端茶和安排汽車。我父母掙的工資是按行政級別固定下來的。我母親是17級，我父親是10級，這意味着我父親掙的工資是我母親的兩倍。因為，基本生活用品非常便宜，當時還沒有消費型社會的概念，他們的收入放在一起綽綽有餘。我父親是特殊類別的一員，被稱作高幹，“高級官員”，高幹是對13級和13級以上的人的叫法，這樣的人在四川大約有200人。10級和10級以上的人在全省不超過20人，現在，四川全省大約有七千二百萬人口。
1956年春天，毛澤東宣布了一項被稱為百花的政策，百花來自短語“讓一百朵花開放”（百花齊放），這意味着，藝術，文學，和科學研究獲得了更多的自由。黨要爭取受教育的中國公民的支持，國家需要受教育的公民，因為國家正在進入工業化“后恢復期”。
國家的總體教育水平一直非常低。人口眾多----當時超過六億----絕大多數人都沒有享受到像樣的有水準的生活。國家一直採用獨裁專制的體制，獨裁專制體制靠讓公眾愚昧和順從來運行。再有，就是語言問題：中國文字非常難；文字基於成千上萬的單個字，這些字與發音無關，每個字都有複雜的筆畫，需要一個字一個字的記下來，數以億計的人是純粹的文盲。
在共產黨統治之下，任何人，只要接受了任何一點程度的教育都被認為是“知識分子”，共產黨的政策以階級劃分為基礎，“知識分子”成為一個特殊的，要是模糊的話，類別，這個類別包括護士，學生，演員，還有工程師，技術員，作家，教師，醫生和科學家。
在百花政策下，國家享用了大約有一年的相當輕鬆的時光。然後，在1957年春，黨敦促知識分子批評官員，批評延伸到頂層官員。我母親認為，這是為了鼓勵進一步解放思想。毛澤東百花齊放的講話之後，講話傳達到我母親的級別，她是那麼的激動，整夜都沒有睡好覺。她覺得中國真的將擁有一個現代的民主的政黨，一個歡迎批評來激勵和完善自己的政黨。做為一名共產黨員，她感到非常驕傲。
當我母親的級別被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徵求對官員的批評意見，他們卻沒被通知他在大約同一時間所做的另外一些評論，“引蛇出洞”-----揪出任何膽敢反對他和他的政權的人。一年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他的“秘密講話”中詆毀斯大林，這讓毛澤東非常震驚，毛澤東將自己等同於斯大林。毛澤東更加惱怒那年秋天發生的匈牙利政變，第一個成功的，----如果是短命的----推翻一個建立起來的共產黨政權的嘗試。毛澤東知道，中國接受過教育的人的絕大部分是支持中庸和解放的。他要避免“中國的匈牙利政變。”後來，事實上，他實際上告訴匈牙利領導人，他的徵求批評意見是一個陷阱，在他的同事建議停止徵詢意見之後，他還在延長徵詢意見，目的是要確信，他把每一個潛在的持不同政見者都用煙熏了出來。
他不擔心工人或者農民，因為他確信，他們感激共產黨，是共產黨讓他們吃飽肚子，過上穩定生活。他也根本看不上他們----他不相信，他們有智慧來挑戰他的統治。但是，毛澤東總是不信任知識分子。他們在匈牙利扮演了一個大角色，他們與其他人相比更容易為自己着想。
不曉得毛澤東的秘密手段，官員和知識分子之類的人忙着徵詢批評意見，提出批評意見。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他們應該“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言無不盡。”我母親在他所照看的學校，醫院，和娛樂團體中熱情地反覆地重複這句話。各種意見在有組織的研討會和牆報上被鼓噪出來。著名人士在報紙上提批評意見，為大家樹立了榜樣。
我母親和幾乎每個人一樣，徵詢到一些批評意見。一條主要的意見來自學校，說她偏向“重點”學校。在中國，有一些官方指定的中學和大學，國家集中有限的資源投向這些學校。這些學校得到更好的教師，更好的設備，選擇最聰明的學生，以此保證它們有很高的升學率，讓學生升入更高一級的教育機構，特別是“重點”大學。一些來自普通中學的教師抱怨說，我母親在開支方面一直都太注重“重點”中學了。
教師也是分級的，好教師被授予榮譽等級，依據榮譽等級拿到更高的工資，在食品短缺時得到特別的食品供應，得到更好的住房，得到戲院的贈票。在我母親管理下的大多數有級別的教師都出身“不良”家庭背景，一些沒定上級的教師抱怨說，我母親太注重職業優點，而忽視“階級背景。”關於“重點”中學，我母親做了自我批評，說自己缺乏公平，但是，她堅持說，她把職業優點做為晉陞的原則沒有錯。
還有一條令我母親厭惡的批評，我母親只當做耳旁風。一所小學的女校長1945年加入共產黨----比我母親早----她得聽從我母親的命令，對此她很不高興。這個女人攻擊我母親基於這樣的觀點，說她得到她的職位完全是靠我父親身份的影響。
還有其他一些抱怨：校長要求權力來選擇他們自己的教師，而不是由更高的權力機關分配教師。醫院的主任要求能自己購買草藥和其他藥品，因為國家供應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外科醫生要求口糧多一些：他們認為，他們的工作需要付出的體力和傳統戲劇里功夫演員付出得一樣多，但是，他們的口糧卻比人家少四分之一。一個低級官員表達了自己的失望情緒：一些著名的傳統商品，像“王麻子剪刀”和“胡鬍子毛筆”從成都市場上消失了，這些都被那些低檔的、批量生產的替代品取代了。我母親對多數觀點都表示同意，但是，對於存在的問題她也無可奈何，因為這涉及到國家的政策，她所能做的就是把這些觀點彙報給高一級的權力機關。
批評大規模爆發。批評往往是個人的牢騷，或者是實用的、沒有政治意義的要求改進的建議。批評在1957年夏初大約一個月的時間裡遍地開花。六月初，毛澤東關於“引蛇出洞”的講話被口頭傳達到我母親的級別。
在這個講話中，毛澤東說，“右派”進行了一場對共產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瘋狂進攻。他說，這些右派由全體知識分子的1%到10%構成----他還說，他們必須得遭到粉碎。把事情簡單化，取毛澤東兩個極端的中間，一個5%的數字被建立起來，並被做為必須得抓的右派分子的數額。為了達到這個數額，我母親被期待在她管理下的組織中找出一百多個右派分子。
我母親對她遭到的那些批評感到不怎麼高興。但是，批評她的人當中，幾乎沒有人可以被認為是“反共產黨，”或者是“反社會主義，”這還差着十萬八千里。她從報紙上閱讀到的東西得出判斷，似乎有一些對共產黨專權和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攻擊。但是，在她的學校和醫院裡，沒有這麼嚴重的事情，她到底上哪去找那些右派？
除此之外，她認為，懲罰那些開口說話的人是不公平的，他們是在被邀請后，實際上是被敦促，才這樣做的。況且，毛澤東曾經明確地保證，不會對開口提意見的人實施報復，她自己就曾經熱情地號召人們提出他們的意見。
（待續）
三個女人（threedaughtersofchina）(35) 標籤：三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