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chang作品 鄉村老羊翻譯
11 反右鬥爭之後，沒人開口說話了-----平靜的中國（1956----1958）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奶媽了，我母親每天晚上都得寫她的“假釋”彙報，我們孩子們只得繼續呆在我們的託兒所。我母親無論如何都不能照顧我們了。就像一首歌曲唱的那樣，-----她太忙着和大家一起“奔向社會主義”了。
在她被拘留期間，毛澤東加速了他改變中國面貌的嘗試。1955年7月，他要求加速農業合作化的步伐，11月的時候，他突然宣布那些目前還掌握在私人手裡的工業和商業全部國有化。
我母親也被直接捲入到這場運動當中。從理論上講，國家與前所有者共同擁有企業。前所有者抽取企業5%的紅利，抽取二十年。因為，據官方公布的說法，不存在通貨膨脹的因素，這被認為是代表了對企業全部價值的賠償。前所有者做為經理繼續呆在企業里，並被付給很高的工資，但是，在他們上面，會有一位黨的老闆。
上面讓我母親負責一支工作隊，工作隊監督在她的城區里的一百多家食品廠、麵包房和飯館的國有化工作。儘管她還在“假釋”，每天晚上還得彙報情況，甚至不能在自己的床上睡覺，上面還是託付給她這項重要的工作。
黨給她貼了羞辱的標籤-----控制使用，意思是“在控制和監視下使用。”沒有公開這樣說，但是，她自己知道，負責她案子的人也知道。她的工作隊成員都知道，她曾經被拘留六個月，但是，不知道她依然在被監視。
我母親被拘留期間，她寫信給我姥姥，請她暫時呆在滿洲里，她編造了一個借口，因為她不想讓我姥姥知道她正在被拘留，這會令她非常擔憂。
國有化項目開始的時候，我姥姥還在錦州，並且，她發現她被捲入這場運動當中，1951年，她和夏醫生一起離開錦州之後，他的醫藥生意就由她的兄弟，玉林，來打理了。1952年，夏醫生死的時候，藥店的所有權傳給了我姥姥。現在，國家正計劃把藥店買走。在每一樁生意中，一個由工作隊成員、企業員工和經營單位的代表組成的小組會着手對企業的資產進行評估，這樣，國家就能付給企業一個“公平的價格。”他們經常會建議給出一個很低的價格-----以取悅政府。評估出來的夏醫生藥店的價值低得滑稽，但是，對我姥姥來說，她佔到了便宜，這意味着她只能被劃成分為“小資本家，”這使她可以更加輕鬆的低調做人。財產被半侵佔，她不高興，但是，她並不流露出她的情緒。
做為國有化運動的一部分，政府組織了敲鑼打鼓的遊行隊伍-----還有沒完沒了的會議，一些活動是為歡迎資本家而進行的。我姥姥看到，所有資本家都表達了他們的意願，他們願意企業被國家買走，他們甚至非常感激。很多人都說，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比原來他們擔心的好多了。在蘇聯，他們聽說，企業被直接沒收了。在這兒，在中國，企業主得到了補償，更重要的是，國家不是僅僅命令他們交出他們的企業。他們得自願。當然了，大家都是自願的。
我姥姥感覺很困惑，她不知該如何是好----怨恨她女兒所從事的事業，還是對她的命運而感到高興，就像人們告訴她的那樣，她應該感到高興。醫藥生意是靠夏醫生艱辛的勞動而建立起來的，她的生計和她女兒的生計都得依靠這份生意。她不願意看到生意就這樣沒了。
四年前，朝鮮戰爭期間，政府鼓勵人民捐出他們的值錢的東西以幫助購買戰鬥機。我姥姥不想放棄她的首飾，首飾是薛將軍和夏醫生留給她的，首飾不時地會是她收入的唯一來源。首飾還有很濃的情感價值。但是，我母親說話的口徑和政府的口徑一致。她覺得首飾與不再時尚的過去相聯繫，她和政府持同樣觀點，首飾是“剝削人民”得來的成果，-----所以應該還給人民。她還引出權威的說法，保衛中國不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對我姥姥來說意義不大。她的雄辯的論據是：“媽媽，你還要這些幹什麼？現在已經沒有人戴這種東西了，你不用非得靠它們生活了。現在我們有共產黨，中國不會再變窮了。你有什麼可擔憂的？無論如何，你還有我。我會照顧你的。你不用再擔心了。我還得勸說別人捐助。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要是我的母親不捐，我怎能要求別人？”我姥姥被說服了。為她女兒，她可以做任何事。她交出了所有她的首飾，除了一副手鐲，一副耳墜，和一個金戒指，這些是夏醫生送給她的結婚禮物。她從政府那裡得到一張收據，還得到了很多表揚，說她有“愛國熱情。”
但是，失去了她的首飾，她永遠也高興不起來，儘管她隱藏了她的感情。除了情感上的記掛，還有一個非常實際的考慮。我姥姥度過了很多不安全的歲月。人們真的可以相信共產黨會照顧好每一個人嗎？永遠照顧好？
現在，四年之後，她又處在這樣的境況之中，必須得把她想保存的東西交給國家，事實上，這是她擁有的最後的財產。這次，她真的沒有任何選擇。但是，她還是積極地配合。她不想讓她的女兒失望，她要確信，她的女兒不能因為她而有哪怕一絲的難堪。
藥店的國有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國有化進行的時候，我姥姥繼續呆在滿洲里。我母親無論如何不讓她回到四川，直到她徹底恢復行動自由，並能住在自己的宿舍里。直到1956年夏天，我母親才恢復行動自由，她的“假釋”限制也解除了。然而，即使在那時，關於她的案子也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
那年的年底，最終有了一個結論。裁決是由成都黨的權力機關做出的，裁決說，實際上，他們相信她的陳述，她和國民黨沒有政治上的關係。這是一個清楚的結論，結論徹底宣布她無罪。她深深地感到寬慰。因為，她知道，她的案子和許多其它的案子一樣，會“因為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而被晾在那裡。然後，一個污點會與她終生相伴。現在，這一篇翻過去了，她認為。她非常感激調查隊的頭，鄺先生。通常，官員們趨向於為了保全自己太過熱情而出差錯。就鄺先生這方面來說，他需要勇氣接受我母親的陳述。
在十八個月的極度焦慮之後，我母親的心情又晴朗起來了。她是幸運的。因為這場運動有超過160000的男人和女人被貼上了“反革命”的標籤。他們的生活被毀了，毀掉了三十年。在這些人當中，有我母親在錦州的朋友，他們曾經是國民黨青年團的幹部。他們被草率地貼上了“反革命”的標籤，被解僱了工作，被送去做體力勞動。
拔掉過去國民黨的最後殘餘的運動把家庭背景和親戚推到了最前面。縱觀中國歷史，當一個人受到譴責，有時他的整個家族-----男人，女人，孩子，甚至是新生嬰兒----都要被正法，正法會涉及除掉包括堂兄妹在內的九個家族（株連九族）。一個被控有罪的人會危害到他所有鄰居的生命。
曾幾何時，共產黨曾經容許有“不良”背景的人加入到他們的行列當中。很多他們的敵人的兒女升到高位。實際上，大多數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自己都來自“壞”的家庭背景。但是，1955年之後，家庭出身變得愈發重要。隨着年月的積累，毛澤東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搜捕行動，受害者的人數滾了雪球，一個受害者又把很多其他人帶進溝里，包括重要的和首要的，他的或她的直系家人。
儘管有這些個人悲劇，或者部分是因為鋼一樣堅硬的統治，中國在1956年比這個世紀的任何時期都更加穩定。外國佔領，國內戰爭，飢餓致死，土匪，通貨膨脹-----所有這一切似乎都已成過去。穩定，中國人的夢想，支撐着像我母親這樣的人的信念，儘管他們身處苦難之中。
1956年夏天的時候，我姥姥回到成都。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衝進託兒所把我們接到我母親住的地方。我姥姥壓根兒就不喜歡託兒所。她說，孩子是不能完全被成群照料的。我姐姐和我看上去都挺好的。但是，當我們一認出我姥姥，我們就尖叫起來，並且要求回家。兩個男孩就是另一回事了：金明的老師抱怨說，他太內向了，不讓任何成年人碰他。他只是安靜地，但卻很固執地要他過去的奶媽。看見小黑的時候，我姥姥刷的一下流出了眼淚。他看上去像個木偶，掛在臉上的笑容沒有任何意義。不管他被放在哪，坐着或站着，他只是呆在那，一動不動。他不知道怎樣要求去廁所，甚至似乎都不會哭。我姥姥一下把他摟在懷裡，他立馬就成了她的最愛。
回到我母親的公寓，我姥姥將他的憤怒和不理解一股腦的發泄出來。她一邊流着淚，一邊把我父親和母親叫到身邊，“沒人心的父母。”她不知道我母親別無選擇。
因為我姥姥不能照料所有我們四個人，兩個大一點兒的，我姐姐和我，每周還得去託兒所。每個周一的早上，我父親和他的警衛就會把我們扛到肩膀上，把我們扛走，我們嚎呀，踢呀，並用手揪他們的頭髮。
這種情況持續了一段時間。然後，下意識地，我養成了一種抗議的方法。在託兒所，我開始生病，發高燒，驚動了醫生。我一回到家裡，病就神奇的蒸發掉了，最終，我姐姐和我被准許呆在家裡。
對我姥姥來說，所有的花和樹，雲和雨都是活物，都有心，有眼淚，有靈性。對孩子，我們只要遵循中國古老的規矩，我們就會很安全。聽話（“留心聽說話，”馴服）。要不然的話，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當我們吃桔子的時候，我姥姥會警告我們別把籽吞下去。“要是你不聽我的，有一天，你會進不了家的。每一粒小籽都是一顆小桔子樹，像你一樣，它要長大。他會在你的肚子里悄悄的長大，越長越大，然後，有一天，哎呀，他在那，從你的頭頂上長出來了。它會長葉子，結更多的桔子，它會長得比我們的門還高。。。。。。”
頭上頂着一顆桔子樹的想法讓我如此着迷，所以，有一天，我刻意吞了一顆桔子籽-----就一顆，不能多吞。我不想在我的頭頂上長一個果園：果園忒重了。整整一天，每隔一分鐘，我都要着急地摸我的頭骨看看頭骨是否還是一整塊。有那麼幾次，我都要問我姥姥，我是否被准許吃我頭上的桔子。但是，我忍住了，所以，她就不會知道我沒有聽話。我決定，當她看到樹的時候，我就假裝那是一次意外。那天夜裡，我很難入眠。我覺得什麼東西在向上拱我的頭骨。
但是，我姥姥的故事會陪伴我快樂的入眠。她有一大籮筐故事，故事來自經典的中國戲劇。我還有一大堆關於動物，鳥，神話和童話的書籍。我還有外國兒童書籍，包括漢斯 克里斯蒂安 安德森和Aesop的寓言。Little red riding hood，斯諾 懷特和七個小矮人，和Cinderella,這些書都是我童年的夥伴。
喜歡故事的同時，我還喜歡託兒所的歌謠，喜歡歌謠實際上是我最早與詩歌的接觸。因為，中國語言基於音調，中國詩歌有着特別的音樂品質。我姥姥吟唱經典詩歌的聲音總讓我着迷，我不懂詩歌的意義。她用傳統的方式吟誦詩歌，吟唱，抒情，升調降調抑揚頓挫。一天，我母親無意中聽到她在背誦詩歌給我們聽，詩歌寫於公元前500年。我母親認為這些詩歌對我們來說太難了，想阻止她背詩。但是我姥姥堅持說，我們沒有必要非得懂得意思，能感受到聲音的樂感就成了。她經常說，他非常後悔，二十年前，在離開義縣時，她把她的琴弄丟了。
我的兩個兄弟對睡前故事不怎麼感興趣，或者不喜歡讀詩給他們聽。但是，我姐姐，她和我住一個房間，就像我一樣：她喜歡這些故事。她的記憶力格外地好。她背誦普希金的長歌謠“漁夫與金魚，”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三歲的時候，她的背誦無懈可擊。
（待續）
三個女人（threedaughtersofchina）(34) 標籤：三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