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文學中的粗口現象
不文明的語言，就是粗俗、粗野、粗魯-------
但是在高雅的文學中還是時常見到。
傳說，紀曉嵐在福建任學政時，寫有一 副 對聯 ，“睡 草屋閉戶 演字 , 卧 樵 榻 弄 笛 書 符” , 這 副 對 聯以南方口音來讀，就會讀成了“誰操吾 屁股眼子 , 我叫他弄 得舒服。 ”當他以這種方式在同僚好友中開玩笑時，同僚在開懷大笑中，感到了關係的一種親密。這樣的語言，看起來俗，也確實俗，是一種粗俗，但能給人歡樂，能在緊張的事務中給人以輕鬆，能縮小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給人一種親近感。我看《紀曉嵐傳》時，也感到活生生的刻畫出紀曉嵐詼諧幽默、不拘小節、傲視禮教和才華橫溢的性格特徵。其實這樣的例子還很多，如有一次，一個老太監看到紀曉嵐的模樣很是滑稽，就說“小翰林，穿冬裝，執夏扇，一部春秋可讀否？”紀曉嵐一聽這個操南方口音的太監在譏諷自己，就立即回擊：““老總管，生南方，來北地，那個東西還在嗎？”
粗俗的語言在文學中有很強的表現力。大家不妨看看《紅樓夢》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薛寶釵羞籠紅麝串”中,那薛蟠的酒令詞是“女兒樂，一根雞巴往裡戳”；酒令曲是“一個蚊子哼哼哼，兩個蒼蠅嗡嗡嗡。”真真粗俗之極，但只有這粗俗之語才能淋漓盡致的表現出薛蟠的俗不可耐。曹雪芹就是依憑這粗俗的語言，活靈活現的刻畫出一個不學無術、粗鄙齷齪、靈魂空虛的公子哥兒。這是大粗俗，看似傷雅，但仔細想想又成就了雅，這和雕塑家羅丹的名作《老妓女》一樣，丑到極點卻從審美價值來看又美到極點。還有第七回，刻畫焦大的酒醉，焦大居然顛三倒四的罵“不和我說別的還可，若再說別的，咱們紅刀子進去白刀子出來！"這“紅白”二字剛好用反，正充分表現了焦大此時已經醉醺醺了，而且仗着曾救過主子，才敢說出這麼粗野的話。曹雪芹還喜歡在人名上暗示某些內容，如賈政賈赦一輩命名取“反文”，以示書香簪纓的一輩；賈璉賈寶玉一輩命名取“玉”字，以示金玉驕奢的一輩；賈蓉賈薔一輩命名取“草字頭”，以示草包衰落的一輩。你看薛蟠的妻子夏金桂，明裡是“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喚做金桂”，暗中卻一諧音“嫁金龜”婿，以對應薛蟠家的“富”，一諧音“嫁今龜”，以對應薛蟠做了王八。這“嫁今龜”就有些粗俗了。但這是小粗俗，本來就在我們可容心理的範圍，我們自然不會有什麼不妥的感覺。生活中，你給人起這麼一個綽號，恐怕就會挨罵的吧。
再看看毛澤東《念奴嬌-鳥兒問答》（1965年秋）：
鰨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廓。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麼得了，哎呀我要飛躍。 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這首詞，“鯤鵬”在和“蓬間雀”的對話中，以一句“不須放屁”，表現了一種鄙視，一種難以遏制的憤怒，一種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自信。因此，粗俗中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一種震懾“蓬間雀”的氣勢。詩詞本來是極其高雅的藝術，但毛澤東並沒有在規矩面前束手束腳，而讓“不雅”的語言堂而皇之的進入意境，達到一種創造性的藝術境地。
這種粗俗之語，在外國文學中也時常見到，都具有一種特殊的表現力。如在莎士比亞《李爾王》第二幕中，就有這麼一段台詞：
奧斯華德 ：你認識我是誰？
肯特： 一個無賴；一個惡棍；一個吃剩飯的傢伙；一個下賤的、驕傲的、淺薄的、叫化子一樣的、只有三身衣服、全部家私算起來不過一百鎊的、卑鄙齷齪的、穿毛絨襪子的奴才；一個沒有膽量的、靠着官府勢力壓人的奴才；一個婊子生的、顧影自憐的、奴顏婢膝的、塗脂抹粉的混賬東西；全部家私都在一隻箱子里的下流胚，一個天生的忘八胚子；又是奴才，又是叫化子，又是懦夫，又是忘八，又是一條雜種老母狗的兒子；要是你不承認你這些頭銜，我要把你打得放聲大哭。
在文學作品中，“粗俗之語”其實是一種修辭現象，既是修辭，以陳望道所說“修辭以適應題旨情境為第一要義，不應是僅僅語辭的修飾，更不應是離開情意的修飾。”那麼，用“粗俗之語”，就應該考慮到適情適境適人適事適趣適意，否則就成了真正的爆粗口了，就會喪失其美學價值而淪入語言垃圾了。這和修辭中的飛白，雕塑中的殘缺，戲劇中的丑角一樣，我們以一種審美的視角來處理 ，就會以一種不美的方式達到藝術美的追求。
這讓我想到《莊子》中，寫到衛國有一個奇醜之人哀駘它，這個人雖奇醜無比，能因醜陋驚恐天下，卻能使人愛戴，“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日：‘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魯國沒有主持政務之人，，魯哀公竟然，把國事委託給他；他雖無達官貴人的地位，卻能救人於死地；雖無聚斂財物，卻能使人吃飽肚子。看來是丑在現象，美在本質。我們文學中的“粗俗之語”，也應當達到這樣“外丑內秀”的境地。
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五章 中說：“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靜勝躁，寒勝熱。清靜為天下正。”這裡老子所提出的“現象與本質”的對立現象，是他哲學思想的一大貢獻。我們由此也可提出“大雅若俗”、“大美若丑”，這正是我們處理“粗俗之語”所追求的一個目標。這種“丑”，表面看來是語言不合社會規範的粗野，沒有文化品位的粗俗，不知高低分寸的粗魯，不明藝術技巧的粗苯，但我們以審美規律來處理而達到“大美”。
生活中的粗俗類語言，也有宜與不宜的區別。比如一些粗俗之語，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情境中，我看是可以寬容的。舉個例子，某天早晨，我們單位保衛科長見了我，閑聊中給我講了個笑話，他說一個老師和學生練習對對子，老師出的上聯是“後宮佳麗三千人”，學生的下聯居然是“鐵棒磨成繡花針”，於是教室哄堂大笑。當然任何教師不會出這樣的上聯讓學生來對，學生也不會連一點對偶對仗的知識都不懂，不過就為取樂而已。
但有關文明禮貌，不論怎麼說還是應當認真對待。記得幾十年前，我在佳縣申家灣中學教學時，語文教研組長，接二連三組織全組來聽我的課，我感到這是有意找我的茬，我忍無可忍，就在講柳宗元的《黔之驢》時，當講到“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我以釋“慭”（課文下註釋為“小心謹慎的樣子）字為由，以六書入手，指桑罵槐到“大家看看這字形”，我停頓了一下接著說“來了一隻犬，心裡該怎麼樣呢？自然是要小心謹慎的！不然，你稍有疏漏，它就會狂吠不止咬你的！”說到這，我還居然說肚子疼，自顧自到辦公室吃藥去了。自然這件事後，受了校長一頓訓，也受了全教研組成員的一頓批。現在看來，這樣粗野的語言，實在不妥當。當然如果這些是虛構的小說中的一個情節，根據題旨情境，又有什麼不對呢？
總之，文學中粗俗之語，要注意情景，要注意分寸，要注意數量，不然就會喪失審美價值而成為名符其實的粗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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