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主義在詩詞中的集中表現是憂患意識。而具體說來則表現為昇平時代的居安思危、國難當頭時的扶危紓難以及亡國后對故國的纏綿依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這一憂患意識的極好註腳。?
我國古代愛國主義另一特質是愛國與忠君的統一。《公羊庄四年傳》云：“國、君一也。”古代君主，如果不象商紂、隋煬那樣殘暴荒淫，即使他昏庸無能，在詩人眼中也還是國家的象徵。這樣的詩作在愛國詩詞中還是屢見不鮮的。如張巡《守睢陽作》：“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李白《司馬將軍歌》之：“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台。”令孤楚《少年行》：“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擬回頭望故鄉。”岳飛《送紫岩張先生北伐》：“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陸遊《金錯刀行》：“千年史策恥無名，一片丹心報天子。”辛棄疾《破陣子》：“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直至明末鄭成功之《出師討滿夷自瓜州至金陵》：“試看天塹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這種情況入清以後有了根本的改變，除少數明遺民詩人外，清代，特別是近代的愛國詩詞中忠君與愛國則漸漸分家了。但身居高位的詩人作品中仍不乏這樣的例證。如林則徐被貶往新疆伊犁的途中所作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仍云：“謫居正是君恩厚，養拙剛於戍卒宜。”忠君思想在君國合一的封建正統思想指導下成了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是不足為怪的。但對君愚忠還是應當批判的，岳飛在朱仙大捷，汴京指日可下時，放棄統一大業而屈死於投降派的屠刀下，便不足取。與之相比，文天祥於宋亡后，囚於大都獄中，已經投降元朝的宋恭宗趙?也來勸降，他卻寧死不降。這時文天祥已無君可忠，仍堅持民族氣節，忠於自己的祖國，這就把愛國與忠君分離開來，這一分離是歷史的飛躍。所以文天祥的愛國精神，是更足稱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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