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榮八恥”首先涉及的就是人生觀問題。哲學就是關於人生觀的學問。因此，胡錦濤提出的“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的道德觀，就是從人生觀的高度提出的。換言之，為祖國、為人民而活着，屬於高尚道德，是正確的人生觀。反之，為自己活着，屬於低劣的道德、錯誤的人生觀。前者是光明的，應該大樹特樹，後者是可恥的，理應受到社會的譴責和良心的責備。這道理比較簡單，容易被人接受，但是，做起來是非常難的，即使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學者，也未必全都做好，功勛蓋世的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前功盡棄，也不勝枚舉。所以，古今中外的哲學家、文學家，對人生觀的討論，是一直沒有休止的。
人為什麼活着、為什麼探討人生觀的問題，首先是人的自然性決定的。19世紀英國偉大的哲學家說過： 如果一個人只知道吃飯、穿衣……，那和游在水中的魚對它周圍的水一無所知又有什麼兩樣呢。 這話的含義很明白，人是具有高級思維的，能夠創造勞動工具的，具有主觀能動性的高級動物，如果人一旦失去了這一屬性，將無異於其它動物。
人為誰活着才有意義，是人的社會屬性決定的。一個人生下來要由父母供養，吃、穿、住、行都需要物質。而物質的生產是有各行各業的人組成的，這就不可避免地要與周圍的人發生聯繫，這種聯繫就是政治經濟學中的生產關係。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超越這種關係，不可能一個人孤零零地活着，否則，他一天都活不下去。人活着不光有物質需求，還有精神需求。寂寞了到街上、公園逛逛是精神需求；苦悶了找朋友談談心，找情人說說愛，是尋找感情慰籍，是感情需求；如果遇到災荒、戰亂要由軍隊保家衛國，呵護自己與親人的安寧，是一種安全需求。就連出門坐車或與他人發生口角、經濟糾紛等，都要求助公安、派出所和法院。可見，每個人每時每刻都離不開時代繁衍生息的祖國，每時每刻都需要相互依存的人民。每個人都有回報祖國、回報人民的社會義務。所以，胡錦濤主席提出的"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要求人們牢固樹立社會主義道德觀，是國民的基本道德準則，否則就是不道德的。
“八榮八恥”的基本道德準則是積中華民族美德而大成的。早在春秋時期，我國儒家的奠基人孔子就提出“克己復禮”，即克制自己的私慾，恢復周朝的大禮。如果我們先不去考慮他時代的局限性和階級的局限性，其所包含的個人利益必須服從國家利益的精神應該被提倡。同理，春秋末期，儒家的第二位代表人物孟子提出“於民憂者民亦樂其憂，樂民樂者民亦樂其樂”，多次在文章中闡述了他一貫主張“與民同樂”的思想。按照我們現在的理解，也就要求執政者服務人民。孔子主張“仁”，孟子主張“義”，仁義二字，就是我國封建道德的基礎。孟子還認為人皆有廉恥之心，也就是榮辱觀。漢朝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在《報仁少卿書》中說“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他為了繼承父志，在遭受酷刑的大恥之後，仍然忍辱負重，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史書《史記》。這種為國為民的行為，被傳為歷史佳話。宋朝偉大的散文家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寫道：“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些都是在倡導愛國愛民的思想。直到現在民間還流傳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大義滅親”等俗語。這些文化積澱成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經過我國歷史上許多愛國英雄和勞動人民實踐了的。人們一提起愛國二字，就會自然地聯想起岳飛、文天祥等人的名字，更會聯想起花木蘭從軍、穆桂英挂帥的戲劇故事，這就是明證。
“八榮八恥”的道德規範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八榮”和“八恥”歷來都是兩種鮮明對比的人生觀。人生觀不同，人生觀的境界也不同，決定人生的價值不同。這一點，只要拿歷史上的先進人物和反動人物略加比較，就可自明，無需贅言。從人生的意義來看，按人對自己行為的覺悟程度，當代哲學家馮友蘭把人分為四種境界：為自己利益做事的人是自然境界，為功利做事的人是功利境界，為社會做事的人是道德境界，為宇宙做事的人是天地境界。依次排列，天地境界是最高境界。馮教授還認為，道德境界的人是賢人，天地境界的人是聖人。由此看來，能夠奉行“八榮”的人，至少是個有賢德的人，即好人，這是做個好人的基本標準。馮教授講的聖人不是專指孔子，而是為宇宙做事的人。這裡的宇宙一詞，我理解不是與自然科學中所指的包括在地球外的所有物質，而是指的萬物，可以理解為為萬事做事的人。即遵循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做事的人，賢人授人以道德，聖人授人知宇宙，即萬事萬物。照此看來，聖人的境界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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