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去世前的一個多月，日夜躺着，無力讀書寫文的他有感於死亡的日益迫促，寫了篇《死》。魯迅到底是魯迅，即便醫生宣告了他“就要滅亡”，這篇關於死亡的文字，依然寫得氣勢不凡。不過，這篇名為《死》的文字，之所以警策動人，也許恰恰是它弔詭地議論了生——魯迅比誰都清楚死亡只是宣告了他肉身的滅亡，卻啟動了他聲名的另一種新生。
就此，魯迅，將不再是一個單純的作家，而淪落為他始料未及的且是他最不願見到的一個詞彙。正如余華所言，魯迅的命運即是從一個作家變為一個詞彙，再從一個詞彙變為一個作家。而魯迅命運的轉變，同時也是1949年後中國政治、文化、文學的劇情變化。魯迅，就像是“溫度計”，忽高忽低的體溫，鮮明見出整個社會的體溫，是正常、感冒還是發燒。比起這種“鮮明”，魯迅本身反倒變得晦暗不明。
除此之外，魯迅又不時成為當代文化論戰的試驗場。逝世70年，身後是非不止，爭論不歇，即便再度談論諸如魯迅的文學創作、道德人格、魯迅和胡適的比較等老命題，也仍會生髮出新問題，諸如革命與改良之爭、政治與文學之關係等等。有論者指出，魯迅早已成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最重要的“道統”。
而隨着社會的日益開放，民眾也越來越不滿慣常的那個教科書里的魯迅。他們要的是一個親切有味的魯迅。尤其近年，魯迅被一再要求“還原”、“喚回”、“平視”，像是一件寶物，被雙方不停地爭來奪去。也在這過程中，魯迅的面目庶幾更清晰了些。
畫家陳丹青自三年前“笑談大先生”之後，一發不可收拾，寫就了七篇談魯迅的文字，好比是給教科書外的魯迅畫了七張簡凈風流的素描。在他那裡，魯迅並非一個詞彙、概念或是什麼說法，就是一個待在上海，抽煙，愛看電影，愛買書的作家。他喜歡的魯迅，是“好看”的人，“一臉的清苦、剛直、坦然，骨子裡卻透着風流與俏皮”；也是“好玩”的人，幽默、溫情、體貼，最善於在每一行文字里自己玩；他讚歎“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為上海很看得起魯迅，而魯迅不很看得起上海”，於是魯迅成就了上海，上海也成就了魯迅；而魯迅與胡適日後在此地彼地境遇之同異，“獨尊魯迅、抹殺胡適”不是對魯迅的尊重，反致“政治生態迅速敗壞，文藝生態迅速荒蕪”，從此“失去選擇、失去記憶，最後，失去歷史”；而《狂人日記》中鼎鼎有名的“吃人”和“救救孩子”的狂言，在提醒我們文學或可為歷史的寓言與預言。
陳丹青自認只是魯迅的粉絲，多年嗜讀魯迅，讓他對魯迅的著作和生平事迹熟稔得很。加之多年的江湖閱歷和畫家的纖敏直覺，他的魯迅素描也就溢出了魯迅常談的邊際和拘囿。值得一提的是，他談魯迅，不是戲說，亦非故作驚人語，只是別出心裁，出以一己與魯迅的多年神交的深交，徑直說出自己的魯迅印象。因為懷抱敬意，所以談得恭謹；因為愛重魯迅，所以談得審慎；因為蔽障重重，所以知道對魯迅恭敬並非是尊敬魯迅最好的方式——繞開魯迅，或者說，繞過那個符號的魯迅才能更靠近真實的魯迅。
陳丹青的魯迅是寫意的魯迅，寥寥幾筆，風致頓出，不似教科書上的魯迅，皮毛骨骼，無一不合，卻神氣索然；同時，陳丹青又是在寫魯迅的“意”，以其獨到的悟性體驗，寫出湮沒不彰的魯迅真意與本意；進而他還借魯迅寫寫自己的意，從魯迅的臉看見60年來中國知識分子遭到的屈辱，從魯迅和死亡的曖昧話題延展至意識形態對個人的狎弄與形塑，從“魯迅是誰”究問言論空間的珍罕難得。
魯迅從某種程度上說，是當代中國最大的話語平台之一，陳丹青的魯迅雜談直接、準確而有力；是他的魯迅讀書報告，一份長達30年的讀魯心得，聰明體貼而富新意；更是他在這話語平台上對當下中國文化現狀的一次精彩分析，從不滿足於就魯談魯，於是反倒成就了魯迅話題的新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