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能夠於餘音里品出幾分深邃內涵的幽默高手所存無幾了，王小波算是一個。可惜45歲上英年早逝。王小遊俠般地在文壇突然出現，又遽然離去，可以理解成天妒英才，也可視之為上帝的幽默。同是混跡於京都文壇，有緣小聚自是情理中事。小波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幽默，不是王朔那種口若懸河的幽默，相反倒有些沉默寡言，至少在我這個生人面前是這樣。但倘有什麼話題引起了他的興趣，偶爾插言，則必是點石成金的妙句，令人長久不忘。
王小波死後出版了雜文集《我的精神家園》，尋來一讀，果然妙趣橫生，令人忍俊不禁。當然他寫的不是相聲，目的亦非逗笑；引人發笑，不過是不經意中的本性流露罷了。他的話題大多涉及文化狀態與知識分子命運，除了文化的處境便是人的處理，這類話題，自然少不了尷尬與苦澀，所以讀王小波雜文，是不能笑笑就了事的。他的幽默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神秘幽黑的洞口，是淺嘗輒止還是深入其中，就全看我們個人的興趣了。
有趣的是，讀王小波的同時，我還在讀李輝，《風雨中的雕像》、《滄桑看雲》等若干長卷都拜讀了。李輝是將王小波涉及的一些問題具象化了，以歷史中的文人作為載體，讀來頗覺滯重和沉悶。同樣是沉重的母題，王小波選擇了輕鬆詼諧的外殼。王小彼與孿輝，彷彿一枚硬幣的兩面。讀王小波文章常常令我樂不可支，可是當我試圖尋找王小波的幽默例句時，卻一句也找不出來，這才發覺王小坡的幽默並非皮肉上的滑稽與俏皮，而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思維理念。維特根斯坦說：“幽默不是一種心情，而是一種觀察世界的方式。”當世界荒唐時，以一種嚴肅認真的態度對待它同樣是荒唐的，而以一種漫不經心的態度來消解它，便成了智者的最佳選擇，於是就有了幽默。當然，絕對的“漫不經心”是無法做到的，這種幽默，也往往並非全然的消解，而是一種更為巧妙的反抗。在《論戰與道德》中，王小波發現，國人的文化論爭往往“不是爭 誰對難錯。而是爭誰好誰壞。一旦爭出了結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壞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對壞蛋方當然還有些話要說，不但要批判，還要揭發”，此言不謬。中國至今尚未發育出健全的論爭機制，以及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心態 ，而學術論爭一旦涉及道德問題，所謂的平等便只能是痴人說夢了。所以王小波才說：“我現在既不看國產電影，也不看國產電視劇，而且不看中國當代作家的小說，比方說，賈平凹先生的《廢都》，我就堅決不肯看，生怕看了以後會喜歡－－雖然我在性能力上是無懈可擊的。但我深知，不是每個人都像我老婆那樣了解我。”“現在有很多文人下了海，不再從事文化事業。 不管在商界、產業界還是科技界，人們以聰明才智、辛勤勞動來進行競爭。惟獨在文化界，賭的是人品、愛國心、羞恥心。 照我看來，這有點像賭命，甚至比賭命還嚴重。這種危險的遊戲有何獎品？只是一點小小的文名。所以，你不要怪文人下海。”
王小波的文化意義也極有可能被一起消解掉。他的《極端體驗》、《沉默的大多數》、《救世情結與白日夢》等篇，均直指現世中的尷尬處，以其特有的智慧與巧思，將世人熟視無睹的獃滯目光激活。以引起療救的注意，至於那篇《一隻特立獨行的豬》，雖是一篇被笑料包裹的故事，卻不失為一支悲劇性的輓歌。
幽默，不僅需要學養與才具，同樣也需要一個良性的氛圍。這種氛圍要求聽者擁有同樣的興趣與機敏，更要一種積極寬容的品評。我不敢說所有人都會喜歡王小波的雜文，正是基於我對後者的懷疑，真正意義上的幽默永遠是一種善意的表達，當王小波調和了他的理智與情感，試圖建立他的公正和諧時，許多人卻將他的機智之語當成粗鄙的攻擊和惡意的玩笑。因而，從魯迅到王小波、文人的幽默常常是一種悲劇性的操作。諸如果戈理《欽差大臣》、馬克。 吐溫《競選州長》、安徒生《皇帝的新衣》這類政治幽默、無不以其民族深厚的幽默傳統為依託，美國電影可以拿總統、議員尋開心，而中國要形成正常的幽默環境，尚需假以時日。
許多朋友為王小波這位古道熱腸的文壇怪傑的過早離去黯然神傷，而我，卻分明聽見了他從天堂里發出的笑聲和他充滿機智妙趣的耳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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