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中有一些詩是令人嚮往的，特別是田園詩，那份閑適與自然是很讓人嚮往的。而詩的作者，則常常是一些隱士。他們往往有着大而高的官職，卻放棄不做，他們往往有着巨大的權勢，卻不屑於心。他們歸隱田園，久居深山，追求高尚，不與世俗同流合污。
然而，對於他們的做法，我不敢苟同。我認為一個人不應該背離社會，歸隱田園然後美名其曰：“久在樊籠中，復得返自然。”社會是一個大家庭，有美就有丑，有高尚就有低賤，詩人自封為高尚士也，卻把官場比作“樊籠”。丟下自己的責任，歸隱自得其樂，自己享受閑適安然，培養高尚情操，卻置一方百姓於不顧。古人有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或許在他們歸隱之前的生活中沒有“國家興亡”類似的事情打擾到他們。但是，他們詩中的中的種種，無一不在揭露着當時社會的黑暗，匹夫都有責任，何況這些“高尚士也”？然而他們卻厭倦了官場，看慣了黑暗，歸隱了田園，將天下百姓留給了貪官污吏，任其生活在痛苦之中。這樣的人，歸隱田園只為自己，還配追求高尚的品格嗎？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周敦頤縱然也是厭倦了官場，看盡了黑暗冷暖。但他卻沒有歸隱，而是在渾濁中保持乾淨正直，盡一己之力去幫助處於水深火熱的人們。他的出世無疑是對避世的人的一種諷刺。從陶淵明到李商隱，這些位高權重的人的覺悟，在我看來，還不如小小的刺史周敦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