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得兩本嵕山文化研究會編的《嵕山人》，前有閻綱先生《“嵕山”薪火》序言，後有劉向武《〈嵕山人〉命名述評》、陳希勝《〈嵕山人〉命名感言〉》和劉吉華《九嵕山來歷初探》等文章。我土生土長禮泉九嵏山下，讀後引起我對九嵏山的興趣，也引起我對九嵏與九嵏文化的思考
關於九嵏山
九嵏山在禮泉縣東北部，是一座自然形成的小山，和一些大山、名山相比，既不崇峻，也不奇險，更不具備“世界自然遺產”的標準，真可謂小巫見大巫。
關於“九嵏山的來歷”，那是地質學的事情，不懂地質學的人還真的難搞清楚。要說九嵏山名的來歷，倒是一般人特別是我們家鄉人應當關心和需要了解的。
“九嵏山”之名古已有之。“嵏”，各種字典、詞典大都解釋是“數峰並峙的山”。所謂“九”，當然是泛指多的意思。如果在“九嵏”名下非得找夠九座山的名稱、或數夠九道山樑、或在筆架形的三個山頭上再加夠九個小山尖，都是對“九嵏”山名的片面理解。九嵏山一名的正確用字是“嵏”，《正字通》中稱嵏“俗譌作嵕”。唐宋以前的文獻中，九嵏山未見寫作“九嵕山”的，只在明清后才有見到，但“九嵕山”已經流傳了幾百年，也應當說是慣用的一種寫法。
九嵏山的概念既有確指，亦有泛指。九嵏山確指就是以海拔1188米主峰為代表的與其周邊相連續的一座群山，主峰是九嵏山的主體和象徵。
九嵏山所處的北山，是陝北黃土高原的南沿，西從寶雞的岐山、鳳翔一帶東至渭南的富平、蒲城一帶。關中自古形勝之地，南有秦嶺稱為南山，北有北山形成南北屏障，乃有十三王朝建都。“北山”是因對應南山而直呼北山。北山山脈東西綿延數百里，在不同的地方或不同的地段亦有不同的名稱，如扶風、岐山一帶稱為“岐山”，周人祖先曾經從古豳越過岐山定居周原是也；乾縣一帶稱為“梁山”，秦人建都咸陽，曾在梁山修建“梁山宮”，梁山宮並未在今乾陵所在的梁山主峰可以為證；而禮泉一帶的稱為“九嵏山”，史籍記載唐太宗多次“獵於九嵏”，肯定不是在孤零零的九嵏山主峰一處地方打獵。那麼岐山山脈、梁山山脈、九嵏山脈等不同地段怎樣劃界，恐怕也只有一個大體的範圍。史籍載，咸陽因位於九嵏之南、渭水之北，山水俱陽故名咸陽。其實，咸陽並不在九嵏山主峰之南，從南北方向上看應在涇陽的嵯峨山之南，可見這裡的九嵏之南是泛指在九嵏山山脈之南。所以九嵏山的泛指，就是位於咸陽以北北山山脈中以九嵏山主峰為代表的東西連綿的一段山脈。
一般人認為九嵏山的“嵏”或“嵕”是個孤僻字，劉吉華先生在文章中說：“全國只有一個‘嵕山’就是九嵕山”，把九嵏山也當成了一個孤僻的專用地名。其實，全國同名同姓的人數多多，同名山水亦為數不少。湖北孝感就有同名的九嵏山，在孝感市城區東北45公里處。孝感的旅遊景區雙峰山簡介中介紹說， 順雙峰山北坡而上有五大怪石聚集一處，頗似群猴。主峰西側有一條山脈名為九嵏山，層巒疊嶂，林壑幽香，大坳橫前，景色秀美，峭壁懸崖，迤儷起伏，儼似橫屏。《古代詩人詠孝感》中，在清代詩人顧龍裳的《游九嵏》中解釋說：九嵏山又叫上界山，現在叫大悟山。九嵏山不但在《方輿紀要》、《守城錄》、《孝感縣誌》等典籍文獻有記載，在當地還被稱為“詩山”，宋代范雍、清代顧炎武、程正揆等名人都有關於孝感九嵏山的詩詞留存。山上寺院眾多，當地人叫九嵏山寺，佛教文化頗盛。有一本文學作品《赤月江湖》就是以孝感九嵏山為背景，在序章中第一節是“魂斷九嵏山”，第二節是“九嵏山朝元洞”，以下各個章節的故事內容都產生在這九嵏山和朝元洞。與九嵏山名字近似的還有山西屯留縣的三嵏山，《淮南子》記載“堯使羿射九烏於三嵏之山，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三嵏之山”即三嵏山，三嵏山至少在唐代的時候已很出名。《新唐書·地理志》中就寫得很清楚，講“屯留，有三嵏山”。《古今圖書集成》、《潞安府志》都明確記載：“三嵏山，在（屯留）縣西北四十五里，遞高三十里，周三十餘里，三峰巍峻，一名徐陵山，一名麟山，一名靈山．相傳羿射九烏之所”。以九嵏命名的還有安州的九嵏山等，在《景德傳燈錄》中有記載：“安州九嵏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問遠聞九嵏及至到來只見一嵏。師曰，闍梨只見一嵏不見九嵏。曰如何是九嵏。師曰，水急浪華粗”。又記曰：“安州九嵏敬慧禪師(第二世住)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僧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既然有“九嵏山和尚”和二世住持“九嵏敬慧禪師”，就應有九嵏山。安州在河北，當與孝感的九嵏山、禮泉的九嵏山、屯留的三嵏山無關，起碼“九嵏山和尚”一名中的九嵏山是有其自己的來歷的。禮泉的九嵏山並不孤獨。
九嵏山和五台山、六盤山、九嶷山、九華山、昆崙山等山名一樣，是專用名詞。一般情況下這些山可以簡稱為五台、六盤、九嶷、九華、崑崙等，九嵏山也應當簡稱為“九嵏”才合乎語言文字的規範和習慣。如果再要從史籍中找出依據，可以肯定地說：從清末的宋伯魯往上，不管是漢唐典籍，還是昭陵詩詞，是沒有“嵏山”一說的，宋伯魯的字畫手跡中就寫着“九嵏山樵夫”。當然九嵏山簡稱“嵏山”也沒有什麼大不可，不是當地群眾口頭中就有“嵏山玉”的說法嗎？但我總覺得不能以此為依據解釋“嵕山”之簡稱的合理性。作為“嵏山文化研究會”是一種文化現象的專門用語，就應當更合乎語言文字的用詞規範。群眾的口頭語言因有與其所指對象的方位、距離、習慣等特定因素影響，可以少受語言文字規範的約束。例如九嵏山腳下的住戶可以省略九嵏直呼為山，為了區別九嵏山的主峰和其他山頭，還可以把主峰稱作“陵山”，西邊的稱為西山，東邊的稱為東山，南邊的稱為前山，北邊的稱為後山等。我們禮泉縣城以南的人還把九嵏山稱為“北山”。把九嵏山以北的地方稱為“山上邊”等等。“嵏山玉”是當地群眾叫起來的，由於玉的知名度不高，在社會上影響區域有限，也沒有人去關心或者專門研究該叫什麼玉，任由群眾去叫吧。但作為文化研究團體命名就要比群眾口頭語言斟酌地更為嚴謹，“嵕山文化研究會”如果改名為“九嵏文化研究會”豈不更好？
關於“九嵏文化”
九嵏山從秦孝公定都咸陽開始就帶上了文化色彩。秦都咸陽以九嵏山為坐標，九嵏之南，渭水之北，山水俱陽，故名咸陽。表南山為闕，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秦都咸陽，南有南山秦嶺，北有北山九嵏，渭水穿城而過，體現了秦咸陽的恢弘氣派，從而使九嵏山和秦王朝的建國史和秦咸陽的建城史密不可分。
九嵏山地處中國封建社會十多個王朝國都長安的京畿近郊，漢唐皇室的皇親國戚常常在此活動，使其文化色彩愈來愈濃。司馬相如在 《上林賦》中描述“九嵕嶻嶭，南山峨峨”；班固在《兩都賦》里記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嘆，於是乎存焉”。這些彪炳千秋的文辭詩賦使九嵏山的文脈凸顯，正像閻綱先生在《“嵕山”薪火》中所說的“九嵕屹立千千年，風脈永存”。
唐太宗慧眼識九嵏，選擇其孤聳高絕之勢建昭陵，懸宮高踞，卜盡風脈靈氣。《蘭亭序》深藏秘宮，六駿馬御駕馳騁，十四國酋長永久侍立，群臣陪葬拱衛北辰，碑石墓誌承載文化史跡，壁畫三彩映射藝術絢麗。柏城鬱郁，古冢累累，蒼松疊翠，五雲氤氳。有功者祈願昭陵陪葬，有屈者期頤貞觀歸來。杜牧樂游原上遠眺，杜甫山下悲凄憑弔。歷代官方修葺保護，名人騷客詩文感懷，六駿故事，金石碑拓……，真乃是巍巍九嵏，天下名陵，悠悠千年，文化高標。昭陵文物，九嵏文化之核心也。
有宋以來，金石學興起，從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開始，到明趙崡的《石墨鐫華》、苟好善的《醴泉縣誌》、清朱楓的《雍州金石記》等都把昭陵碑文作為重要內容，羅振玉的《昭陵碑錄》則集昭陵碑文之大全，從此使昭陵碑文成為金石學研究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九嵏山巍峨，煙霞洞清幽。鄭子貞躬耕高隱不仕，劉古愚辦學傳授新知，一代精英為科技愛國奔忙，一批棟樑為革命走上疆場。變法義士宋伯魯的詩句“茫茫浩劫誰能救，那有地下長明燈 ”向封建帝制發問；革命家、外交家符浩登上昭陵大聲疾呼，“一上昭陵千古恨，肢離六駿添新仇”，“文章未必醫貧病，寶劍應能解國憂”，一改歷代昭陵詩詞中哀嘆封建盛世、呼喚封建明君的思想，從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千年九嵏傳統文化自始展開胸懷，吸收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
美國盜運昭陵六駿，不但引起文化界人士輿論嘩然，更加激起民眾的愛國熱情，禮泉籍愛國人士曹驥觀參與過截阻美國盜運其餘四駿的愛國行動，他的《昭陵六駿歌》既是愛國主義思想的表述，也是對昭陵文物惋傷和對九嵏文化哀嘆的代表。以昭陵文物為底蘊的九嵏傳統文化與愛國主義思想密切相連。
從宋代游師雄勘察昭陵、繪製昭陵陪葬名位圖、鐫刻昭陵六駿碑、在醴泉縣城修建唐太宗廟開始，把昭陵從歷代皇家專門祭祀的社稷宗廟性質轉化成民間民俗的普通廟宇，至今留下了禮泉縣駿馬鄉的地名。清末，禮泉人士邢廷莢邀請劉古愚結廬“煙霞草堂”，他說：“此地四望累累，褒（國公段志玄）、鄂（國公尉遲恭）、英（國公徐懋功）、衛（國公李靖）其魂魄宅於茲，是皆中原之杰特也，伴吾師朝夕講誦，著書立說，以為後世取法之資”。精英們的魂魄不是鬼神，而是一種文化精神。在劉古愚的主持下，“煙霞草堂”培養了李敷仁、李儀祉等許多愛國主義仁人志士。解放前1940年，禮泉縣以昭陵命名，成立了禮泉縣昭陵中學，學校有力地保護過黨的地下組織，掩護過許多地下黨員和進步學生。九嵏昭陵成為文化教育、傳授進步思想的重要陣地。
解放后，以九嵏、昭陵、駿馬命名的各種商標或字號比比皆是。如行政單位或事業單位有駿馬鄉、昭陵鄉、魏（征）陵村、皇城村、昭陵小學、昭陵中學等；企業團體或經營門店有昭陵集團公司、昭陵飯店、貞觀大酒店等；商品商標或牌號有駿馬牌火柴、駿馬牌砂紙、駿馬牌香煙、昭陵六駿浴巾、九嵏牌水泥、駿牌電動車等等，顯示了九嵏文化的普及和繁盛。
1961年，國務院公布昭陵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71年，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與禮泉縣聯合成立“昭陵唐墓發掘小組”，1972年，經陝西省文化廳批准，禮泉縣成立了昭陵文物管理所，1978年陝西省文化廳批准，在昭陵文管所的基礎上成立昭陵博物館。改革開放，國內外旅遊觀眾絡繹不絕，千年昭陵傳統文化大展風采。祭壇發掘修整，六駿神奇復原，國人研習，外賓讚歎，旅遊帶動了系列產業，地域經濟發展，百姓收入增加，煙霞鎮因昭陵博物館的帶動由一個荒無人煙的“三冢凹”發展成禮泉縣第二區域中心城鎮，九嵏文化在促進經濟建設中發揮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九嵏文化的等等特質與精神，閻綱先生在《“嵕山”薪火》序言中已闡述得十分深刻，毋須一一重新歸納。
關於“九嵏文化”研究
劉向武先生在《＜嵕山人＞命名述評》中考得九嵏山“從西周迄今三千餘年從未易名”。《春秋說辭》曰：“山之為言，宣也。”是說山具有象徵的意義。秦建都咸陽，選擇“九嵏之陽”；漢長安封畿之內，“其陰則冠以九嵏山，陪以甘泉”；唐太宗選擇九嵏山“孤聳回絕”營建昭陵，乃為“出雲導風，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山”也。九嵏文化產生於秦,發展與漢，完成於唐，以昭陵馳名中外為標誌，而九嵏不彰。
九嵏英姿，具有秦漢雄風之氣勢；昭陵文物，飽含盛唐文化之底蘊。秦人敢為天下先，第一個建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國，漢人願承秦制度，第一次拓展疆域與周邊民族共同求發展。唐太宗與昭陵、李世民於“貞觀之治”；中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的貞觀君臣與昭陵陵園的陪葬墓，君臣相依，休戚與共。昭陵，是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繁榮的一個象徵。昭陵文物傳千古，九嵏文化耀古今。在禮泉幾乎每個村子都會有與漢、與唐史跡相關的傳說或故事流傳，閻綱先生《序言》中列舉的九嵏人物都可以在這些文物故事、古賢名人中找到一點兒影子。
九嵏文化傳承於詩賦，不朽於碑石。以北宋游師雄勘查昭陵建唐太宗廟、立《昭陵六駿碑》、明代醴泉縣令範文光刊《唐太宗像碑》、清代陝西巡撫畢沅建《昭陵防護碑》、清末邑人邢廷莢邀請劉古愚草堂辦學、1940年趙斌生籌辦昭陵中學等為標誌，是九嵏文化的弘揚時期。一代一代人口傳訴說，一輩一輩人行為楷模，九嵏人不但從九嵏文化中素養不斷提高，而且又在繼承中對九嵏文化不斷發揚光大。後起之明代“硬頭王”王錦執法如山、苟好善“為民請命”、清代宋伯魯以支持“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而《望昭陵有感》“茫茫浩劫誰能救，哪有長明地下燈”、符浩胸懷革命“一上昭陵千古恨，肢離六駿添新仇”、閻綱“我本嵕山郎，信愛走四方”的家鄉情結等，都是九嵏文化燦爛星空中的一顆顆明星。
自從1961年國務院公布昭陵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到昭陵博物館建立，代表九嵏文化進入了繁榮時期。這一時期，改革開放，旅遊發展，文化興盛，經濟繁榮。文化向經濟滲透，經濟與文化互動，各種以九嵏文化為特色的經濟現象耀人眼帘，各種以九嵏文化為特色的文化社團相繼誕生。1994年成立的“嵕山書畫學會”是有史以來第一個以九嵏山名字命名的文化學術團體，標誌着“九嵏文化”這一專門學術名稱的正式誕生。2003年，一批禮泉鄉黨民間集智醞釀編輯《嵕山人》時，成立了由符浩及時任禮泉縣書記、縣長和一些離退休的老幹部等組成的顧問委員會和編委會，具體從事聯絡、協調、編輯等工作，中國文化出版社出版時署名“嵕山文化研究會編”，並於2009年出版了《“嵕山人”·續1》，從而，“九嵏文化”以“嵕山文化研究會”的形式得到了官方或半官方、學術的或民間的普遍的認可，成為一種社會共識。
讓我借用閻綱先生在《序言》中的幾句話。
“一個地區的文明程度，集中地體現在本地區代表性的人物身上。讓我們輕輕地翻開眼前這部《嵕山人》吧。”
“《嵕山人》登錄者凡二百七十餘名。”
《嵕山人·續1》登錄者凡二百四十三名。
“讓我們按照這個思路繼續探討下去。”
“九嵏文化”不僅僅只有“嵕山人”。
2010年12月18日
關於九嵏與九嵏文化的思考 標籤：文化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