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賣書換酒
（1967年秋）
在離開汀江水輪泵工地之前，我幾乎每個月都有一點工資收入。自離開工地以後，就像斷了水源的井，一天天乾涸，我僅有的一點節餘，很快就花完了。在無法可想的情況下，我做出了讀書人艱難的抉擇——賣書換酒。
那時，我家已經是個大家庭了。九口人當中，能吃會幹的有6個人：母親、兄嫂都是生產隊的主要農業勞動力，父親縫衣、大弟理髮，算是搞副業，要按規定交錢到生產隊記工分，我雖然對農事還比較生疏，卻也算個強勞動力；還不會幹活的只有原本在永定一中讀初二、“文革”開始后輟學的小弟，剛讀完小學二年級也因“文革”輟學的小妹和一個3歲的侄兒。按照生產隊年終分配結果，我家是當然的“大盈長戶”。所謂的“盈長戶”，就是全家全年勞動總收入（生產隊的勞動日值<；？元/10工分>；×全家勞動總工分）減去全家總支出（口糧款＋各項借款＋社會負擔）之後還有盈餘的家庭。相對而言的就叫做“超支戶”。既然是“大盈長戶”，按理說家庭生活起碼比較富裕，我不至於陷入困窘的境地。
然而，年終結算時，生產隊卻拿不出錢來的。一個原因是，一部分錢還在“超支戶”那裡欠着，“超支戶”要跟“盈長戶”掛鈎抵賬才能稱穀子，而“超支戶”就是因為人多勞力少，既缺工分又缺錢，所以，“盈長戶”也照樣缺錢用。二個原因是，生產隊雖有些副業收入，如砍樹、起樹（見前文《第一次學扛樹》）及一些副業人員交隊記工分的，但隊里要投入大量的生產成本（肥料、農藥等），還須支付必要的辦公費用，所剩無幾。三個原因是，生產隊雖有幾口魚塘，有養大魚的，也有養小魚的，但大魚出息時，要應付社員們的日常生活借支，有的社員乾脆稱些魚來改善改善生活；小魚是魚苗，要到來年才有出售。所以，儘管是“大盈長戶”，平時的手頭也是相當的拮据，到年終也沒有幾個錢。況且，父兄當家，還要安排一家人的柴米油鹽和衣着，還得應付人情世故。更令父兄傷腦筋的是，一家人擠在四個不足9平方米的房間里，而且眼看着我和弟弟們逐年長大，解決住房問題已經迫在眉睫。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自然不方便向父兄開口要錢了。
沒辦法，自己只得盡量節省，可買可不買的東西就不買，可多可少的東西就盡量少買，然而有時總還得買。最糟糕的是，我天生會喝酒（見前文《第一次喝酒》），而且經過幾年的“歷練”，不但酒量不錯，還有了酒癮，特別是干過重力活之後，總希望能啜上一口，活活血氣，鬆鬆筋骨；還有就是情緒低落、心緒難平的時候，也很想啜一口，解解愁悶，寬寬胸襟。有時，夜靜獨思，輾轉反側，想來想去，只覺得自己妄讀詩書！從小學到高中，所有書籍至今仍在，堆滿幾個廚子、箱子，現今有何用處？不如把它買了，換些酒吃，還能提提精神，長長力氣。
於是動手整理。先清理小學部分的，覺得都已過時，只是珠算口訣不熟，留下《珠算課本》也許有用。再清理初中部分的，覺得這些都是基礎課程，高中課本留着就行，不過《植物學》、《動物學》、《生理衛生》、《自然地理》等還比較實用，也留着吧，其餘全部賣掉。我把它們賣給供銷商店做包裝用紙，每斤一毛五，買了七八塊錢，興沖沖的，心想：這些錢夠換10斤酒，兄弟們都不喝酒，我自己可以應付一陣子了！
秋收之前，哥哥看見本村有人用煙刀切煙絲很受歡迎，秋收后，他也設法買了一張煙刀，也用了一段時間。漸入深冬，裁縫進入旺季。父親的縫衣活比較多，就叫哥哥幫忙，哥哥就把煙刀給用我，讓我學切煙絲。切煙絲，技術要求不太高，還看別人切過，只是水分要合適，勤磨刀，不貪快，就能切出均勻細嫩的煙絲來。
我學得也快，不久，我就能跟下村的育芬一起出門去替人加工煙絲了。每逢墟天，我們早早就趕到峰市下街，在他親戚的一間空店裡，借來條凳，架起煙刀，招攬生意。那時，廣東人愛抽煙卻很少人會種煙，他們每逢峰市墟天，就會趕來買煙葉，叫我們給加工。當時，當地人要求切的煙絲比較細嫩，加工1斤煙葉收費二毛。廣東人加工的煙絲可以比較粗，加工1斤煙葉收費一毛五，我們還是覺得很合算。為了攬活，我們常給他們介紹貨主，或者幫他們挑選煙葉。
這樣，我的手頭才有了幾個活錢，暫時就不再賣書了。
附記
1970年，我還賣過一次書。那時我們已經分家，我和母親及弟弟妹妹為一家，5口人。大弟弟去蘆下壩水電站工地了，小弟弟去投師學藝了，我得了急性腎炎，沒錢看病，就又一次賣書。那次，僅留下高中全套俄語課本、俄華字典、新華字典，其餘全部賣掉了。沒想到，留下的俄語課本和俄華字典，在十幾年後竟然還發揮了作用——永定縣城關中學復辦了俄語班，缺教師，六十年代在一中時期的老同事，忽然想起了我，又千方百計把我調去教俄語了。
又：我的一位堂叔，原來在永定僑育中學教書，因為家庭成分“地主”，“文革”開始后被解職，由學校的紅衛兵押送回家，生活陷入困境，1968年，他把幾百冊幾十年的藏書拿到峰市街上擺地攤出賣，也一時引起轟動。1978年平反覆職，被調到鄰近的洪山中學任教，1980年退休，后改為離休。
2011-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