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夏天，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學院學生，普通青年福瑟隨同朋友格蘭那托，用一輛破爛摩托車開始了長達八個月的旅行。帶着對拉美大陸的無限熱愛，他們從阿根廷出發，途經智利，秘魯，哥倫比亞等地，穿越整個南美。旅途中的青年堅持寫日記記錄自己的見聞感受。
戀愛，喝酒，打架，最初的新奇冒險讓年輕人心動不已。這段在青年眼中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遠行，卻在與南美政治社會的本質狀況無限接近的過程中，漸漸改變基調。
在阿卡塔馬沙漠，被剝奪了最後一塊貧瘠土地而背井離鄉的夫婦臉上廣闊的憂愁給青年留下深刻印象，因為共產主義者的頭銜和那份真實的信仰，他們四處逃亡，流浪至礦山。在這個被稱為“生命中最寒冷的夜晚”，福瑟在日記中寫：“和他們的相遇使我對這個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忽然間對這個世界陌生起來。”目睹礦工們被冷漠的礦主載走，即將送往最危險而待遇低下的礦區，出身優厚的青年雖然對這些不公感到不解與憤慨，所能做的也不過是撿一粒石頭往貨車開走的方向狠狠砸去，那裡有無數無產貧民被流放在自己的土地，他們歷經苦難，神情憂愁，在烈日和塵土裡遷離家園。
從高地上俯視，印加文化的奇觀馬丘比丘的美深深震撼着他們。在那附近的破敗街角和山路上，青年俯下身子靜靜聆聽當地居民的述說，底層勞作者慘遭強權剝削的事實再次叩響他的心靈。他坐在印加文化遺址的殘垣上打開筆記：“印加人在天文，數學，醫學都有很深造詣，而西班牙人卻有火藥。如果事情不是那樣的話美洲現在會是什麼樣子呢……”已獨立一個世紀之久的南美仍然深陷在軍事獨裁，大地產制和新殖民制度的嚴重摧殘中，這些思考的種子都在青年的心底悄悄埋藏。在利馬，他閱讀《凱撒大帝》，作者在書中談論了拉美土著和農民革命的可能性，並認為“這個革命沒有能夠參考的副本，而需要一個英雄來領導人民”。
旅程的最後一段時間，他們走進亞馬遜河下游的麻風病人隔離區幫助治療。他真心關切那些不幸的重病患，握他們的手，坐在床邊與之交談，鼓勵他們做手術，與他們踢球娛樂，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離開秘魯之前，在24歲生日的晚宴上他舉杯對眾人說：“拉美國家的分裂是完全不可能的，從墨西哥一直到麥哲倫海峽……我將在每個國家的路上盡我最大的努力。
漫遊結束於哥倫比亞。青年與留在當地工作的格蘭那托分手，帶着歷經洗禮的自我回到家鄉阿根廷。
而數年之後，這個青年改名切格瓦拉，前往古巴，熱情投身革命的激流，成為那個“領導人民的英雄”。
一個旅程足以改變一個人的一生；而這個人的改變，卻改變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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