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事招商記
蓋生
參事是歷史系的教授，也是當時學校為數不多的教授之一，所以被聘為省政府參事，完全是他研究的一個項目的結果。教授本來是搞地方史的，在研究中發現本地出生的一個民國時期的人物，與很多重大歷史事件有干係，譬如“長城抗戰”，“華北事變”，“西安事變”等等。但是多年以來，史學界對其有誤解，甚至有人認為是漢奸。“還歷史本來面目”本來就是歷史研究學者最重要的價值追求，更何況還有其它原因。簡單說，其人雖然早已作古，但他的子女還在，尤其重要的是，他一個兒子是張學良的義子，現居美國，是有影響的華僑領袖。這一點非常重要，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地方政府想招商引資都想瘋了，以為哪一個外國人都富得流油，哪一個華僑都是億萬富翁，更何況還是僑領？平白無故地跟人家套近乎自然不容易，要研究他爹，還能不受感動？當時有一個說法，叫作“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教授是某個黨派的頭頭，所以，項目一立，教授就通過統戰部門與市、省政府聯繫、遊說。很快，省、市兩級領導就批示表示支持。上面支持固然重要，但是在項目運作初期，地方政府一般也僅限於表態，不會有什麼實質性的資助。“不見兔子不撒鷹”使他們很少做賠本的買賣。所以，當務之急，還是得說動學校。學校的領導態度不一，有的出於個人關係，有的出於嫉妒，有的出於利益，所以，有的支持，也有反對的，好在書記是學文科的，對此有興趣，於是拍板：干！首先成立一個處級建制的研究機構：XXX研究中心。接着，騰辦公室，撥經費，購買參考資料，調研，等等，一時忙得不亦樂乎。
看有點意思了，教授就跟那位研究對象的後代，尤其是與身在美國的僑領取得了聯繫。一聽說研究他父親，這位僑領自然十分支持，因為這種研究，有給他父親在歷史、政治上平反的意味，對於已經作古的人自然無所謂，但是他的兒子就在中國做生意，有一個在歷史上有貢獻的先人做招牌，在結交上層人物時，就是一張最閃光的名片。因為在中國，政治與經濟本來就是一體的。所以，長達數年的熱線由此開始了。
這位僑領深深了解國內行情，知曉各級政府及領導需要什麼，重視什麼。因為他自己就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才從國內出去的，而且他的兒子近年來一直在國內。不用你欲言又止，也沒必要提醒暗示，很快，花樣翻新的招商引資項目信息，接連不斷地從太平洋彼岸傳了過來：什麼糧食深加工啦，垃圾發電啦，數以千億計美元的融資項目啦，等等，都是當地求之不得的項目。於是，這些項目的有關資料，就以學校為平台，傳播到省、市有關部門領導的桌前。當然，也只限於信息，因為任何項目都沒來得及進入實質性階段，就又換一個更有誘惑力的了。但是，無論哪一個，都似乎大有希望，所以暫時還沒成，絕不是項目不好，也不是對方沒誠意，因為對方根本就沒有真正出現過，一直是僑領在操作。而且，由於這件事涉及到海外統戰，所以，在向省委統戰部領導彙報時，領導們為了提高該研究項目發起人的影響力，高瞻遠矚，破例給這位邊緣而且是專科學校的教授一個參事的頭銜。
如此這般地來回若干時日，對方就出資邀請學校、市裡有關領導赴美考察。那時出國還是非常稀罕之事，尤其是去美國。而且，當時還有這麼一個政策，無論是誰出的資，所在單位都要為出國的每一個成員做一套高檔西裝，以免丟國家的臉。經過一番角逐、平衡、再角逐，再平衡，名單確立，市裡雖然至今過沒出一分錢，但是為了表示重視，書記自然要領銜帶隊，其他相關局級領導也帶了一些。當然，作為發起人的參事一定要名列其中，因為他畢竟是個重要由頭；對此事大力支持的學校書記也沒有被遺忘，因為操作這件事，畢竟還是學校出的人、財、物。於是，一個二十幾人的代表團就像模像樣地準備並啟程了。
代表團在北京登機，經過二十幾個小時的飛行，終於在華盛頓降落。接待方主要以全美中國同鄉會的名義，那位僑領早已等候在機場。於是，白宮，國會山，國家博物館，以及紐約的第五大道，華爾街，拉斯維加斯賭城，洛杉磯的好萊塢等等，都免費轉個遍。
幾天下來，大開了眼界，發現資本主義確有很多好東西，可惜帶不走。接待方雖然熱情細緻，但是經委、招商局的幾個領導還是有些不安：怎麼不見企業界人士，兩手空空地回去到時候說什麼呢？通過參事把這個意思向僑領轉達了過去，僑領笑笑說會安排的，也就不好再問了。直到臨回來前的送行晚宴上，接待方才介紹幾個在僑界有影響的企業界人士給代表團。但也僅限於互遞一下名片，說一聲，希望以後有機會合作，就是此行的最大收穫了。
這些人凱旋而歸不久，從大洋彼岸又傳來喜訊：在美華僑要組織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回訪，名義是來參加“XXX將軍學術研討會”。其中，據說，有曾經給在任的美國總統上過課的著名學者，大學教授，有台灣的退役將軍，有中國若干省份的在美同鄉會的首領，還有幾個作家。最重要的是，有幾個企業家也在此列，據說，不僅有投資意願，還有捐款意向。這最後一點最叫人興奮，因為投資畢竟見效慢，捐款直截了當。早就聽說，某某地，因為研究了某一海外巨商的祖先，作為回報，人家給修一條街；某某學校，因為研究了某某，人家的後代贈送幾棟樓，等等。於是，如何接待就提到日程了。
既然是打着學術研究的旗號，就得做點這方面的準備。首先，得請幾個省內外大學，國內有名的學者來撐撐門面。這個並不難，資格老威望高的教授當面去請，反正距離都不算遠；資歷一般的，打個電話就搞定，你想啊，好吃好喝地客串一把，再打點秋風，何樂而不為呢？
其次，“外事無小事”，既然這麼多重要人物來，一定要給足面子，誰都知道，最大的面子還在領導臉上。所以，從市到省直到中央的統戰口，逐級彙報，請求支持。這個也好辦，統戰口由於工作性質，向來平易近人，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初期，都迫切希望海外華僑們能夠為祖國的繁榮昌盛貢獻點力量。所以一個報告打上去，一路綠燈。日程大致這樣安排：根據對方意願，代表團國際間往返機票自行解決。國內機票由學校解決，從省城到市裡所需車輛由市裡提供。外賓入境后，學校、市裡有關領導和人員赴京接機，然後乘國內航班到省城，再由省市有關領導陪同到達。參加過學術及其它活動之後，在京逗留期間，中央統戰部領導接見。一切安排妥當，萬事俱備，不欠東風。
說起來也許令人難以置信，其實，最難的是代表團到來時，由學校出面舉行的歡迎宴會的畫桌，就是誰坐在哪兒，誰和誰挨着吃飯的事。表面看，這是最簡單不過了，反正都是圓桌，誰愛在哪在哪，誰愛挨着誰挨誰，隨意吧！但是在中國，尤其是在不發達地區的又是誰都惹不起的學校，問題就大去了。省、市哪些領導來，都是什麼級別，外賓都是什麼身份，學校哪些領導參加，這些人都應該坐在什麼位置上才恰到好處，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這一類活動，吃飯是一種政治儀式，吃什麼並不重要，關鍵是在哪兒吃，挨着什麼人吃才最重要。當年毛先生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指戰爭年代，如今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常常革命就是請客吃飯。你想，如果你身邊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人，那豈不是說明你自己也是個沒身份的人？如果是一個級別很低的，那不顯得自己的級別也很低嗎？在官場上，這樣的侮辱誰受得了？學校顛來倒去，把這個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交給比較有經驗的兩個處級幹部做了。就這樣，隨着出席宴會人的變化，畫桌也在不斷地調整，直到代表團來，這桌，兩個處級幹部整整畫了一個月。
一個月說到就到，代表團臨來的前一天晚上，相關領導和工作人員已經赴京去迎接，在家負責接待的，又把該做的事從前到后理一遍，感覺沒有任何漏洞了，才安心地睡覺。但是，代表團真的來到時，還是出現了問題，而且是一系列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出現在畫桌上，是參事的位置應該在哪兒。海外代表團到達的當天，是省委統戰部一位副部長和一處長，省教委一位副主任和一處長，省政府參事室主任、副主任，還有省外辦、省僑聯的幾個處長等等一行人陪同前來的，市裡幾大班子領導和相關局長，學校主要領導等等都出席了歡迎宴會。可是，赴京迎接的參事教授仔細找了半天也沒有發現自己的座位牌，原來是畫桌的兩位處級幹部認為他就是一個老師，把他安排到會務人員那裡了，沒有牌。不管怎麼說，參事教授也是這件事的發起人，而且至少在名義上，這些人是來參加學術討論會的，尤其是那位僑領一直是與參事教授聯繫的，跟他最熟。所以，在這些海外人士看來，參事教授理所當然地應該在主賓席上。但是，富有戲劇性的是，參事教授滿屋找座位牌，僑領們滿屋找參事教授，大家也終於找到了參事教授的位置時，已經不容他自己忍辱負重息事寧人了。於是，在參事教授準備憤然離去的時候，僑領們也要離開，一時弄得大家都很尷尬。
第二個問題，是代表團團長罷餐。代表團團長是一位歷史學家，由於供職於美國國會，在美國政界也頗具影響力。而且，此人的父親原是東北軍元老，而且他本人與中國共產黨的恩公張學良也過從甚密。所以，此人的到來，連中央統戰部都非常重視，這也是屆時準備請黨和國家領導人出面接見的重要原因。可是，自從下飛機，看到接機的各級領導主要是圍着同機到達的某個大亨轉，早就有些不快了。文人清高自古如此，尤其是那位大亨在美僑界名聲也欠佳。在舉行宴會時，市委書記可能是考慮到招商引資，也可能是了解到他們去美訪問的費用是這位大亨出的資，因此，在介紹來賓時，對這位大亨特意多說了幾句，忽悠他給國內的一些學校捐助了多少資，為貧困人口做了什麼事，等等。而對他，作為民國名人之後的著名學者，則只是簡單的一句：ＸＸ教授，歷史學家。看老先生離席抗議，僑領慌忙過去陪小心，因為拉此人來，本來就是給他撐面子的。
第三個問題，是本土歷史學家們的抗議。為了由頭更充分，研討會還是要開出點學術味，開出點檔次的。所以，參事教授出面請了他的幾個在學界德高望重的老師。這些老頭也很給面子，答應來就來了。正式研討會開始之前，舉行了盛大的開幕式，其實這才是主題。會場設在距離海外代表團和國內來賓下榻的賓館不足半公里的劇場，本來，根本用不着坐車。但是，協助操辦大會的市外事辦副主任可能是認為坐車最顯身份，非叫大家上車不可。而且，對外賓可謂是畢恭畢敬，用老先生們後來的話說簡直就是“奴顏卑膝”，而對他們這些老先生，在她看來，似乎就是來蹭飯的，直接大聲呼喝：“你們幾個，快點！快點！”幾個老先生憤然轉身回屋，不去了。這也難怪，像她這種賓館服務員出身的小官，眼睛里除了官就是錢，哪裡懂得學問是何物？她可能還以為她的作法是工作有魄力的表現呢。
本來，老先生們對這種所謂“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作法就頗不以為然，更何況還受到不公正待遇！當然，他們所以能夠來，說明他們對這種拿學術說事兒，實際卻是侮辱學術的作法已經有了一定的心理準備，但是這次還是被突破了底線。令人頗感意外的是，老先生們罵過之後，正式研討會還是參加了，而且還作了比較精彩的發言，用他們的話說，是不想讓那些假學者低看了，這就是做人的層次和差距。
第四個問題不是辦會者的錯，自然也是始料未及的事，是撬行，就是所謂的挖牆腳。一看這個研討會陣勢如此之大，可能帶來好處似乎也不可限量，於是，省內一所著名大學的某個應邀參會的青年學者動心了。實事求是說，此人的確不怎麼地道，因為按照資歷名望，他絕不屬於邀請的對象，是他的親妹夫，就是這個所謂XXX研究中心的一個重要成員為了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好吃好喝地來玩玩，也是為了向大舅哥顯擺一下自己也在辦大事，經過請示參事教授，才決定請他來的。俗話說：“兔子還不吃窩邊草”呢，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怎麼好意思？當僑領微笑着把此人如何與之秘密接觸，介紹了他們學校的研究實力，表示了希望能夠與他們有進一步合作的意願等等情況透露給參事教授時，參事教授的危機感油然而生。一方面對僑領將如此之大事能夠坦誠相告感激萬分，另一方面則嚴詞痛斥如此卑劣行為，並再三擔保本校的研究能力。然後，馬上報以顏色：對試圖撬行者怒目而視，且派其妹夫傳話：“本會不歡迎他！”弄得其人非常狼狽。後來，就是研討會之後，那位僑領還陸續透露過，別處還有幾處有研究他父親的意向，都被他婉拒的一些情況。而且每每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他只相信這裡的研究實力云云。每一次，參事教授都感到壓力山大，於是立刻召集全體研究人員開會，鼓幹勁，分任務。今天想來，這位僑領雖然身居海外，卻深得毛澤東《矛盾論》的精髓。
實事求是說，此次研討會就學術而言還是充分而成功的，為了開好這次會，在參事教授的主持下，不僅查閱了所能查閱到的相關歷史檔案，搜集了所能搜集的文字資料，而且撰寫了數十篇具有較高水平的論文，可以說是有新的材料，新的觀點，新的論證方式。雖然有的文章，有一點價值設定的味道，但是大多數還基本做到了有理有據，以理服人。而且，研討會所採取的發言和點評一對一結合的方式，也給人留下較為深刻的印象。雖然在觀點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基本都是在歷史邏輯的掌控之中的。相比之下，海外代表團由於沒有幾個是學界的，更談不上準備充分，包括那位歷史學家在內，也沒有什麼令人嘆服的發言和叫人眼前一亮的表現。這也是國內幾個老先生不服氣、不滿意給予他們那樣高禮遇的原因。當然，海外人士此來，研討會不過是個由頭。
下面，還是集中介紹一下研討會的開幕式吧，因為這才是本次活動的重心和高潮呢。應該說，如此規模的學術研討會開幕式，在這個僅有三十萬左右人口的邊陲小城是空前絕後的。由於是以師專為依託，所以，近千的師生自然成為烘托這宏大場面的最佳觀眾。主席台足足坐了四大排，除前面所說的，省、市有關部門，如省委統戰部、省外辦、省僑聯、省教委、省政府參事室以及市裡幾大班子、相關局、辦領導外，還有特意從省城趕來的省委常委、統戰部長，省政協副主席，和幾個民主黨派主委兼的省政協副主席、省人大副主任，等等。還不算省內各大媒體，大專院校，新聞出版等等方面的專家、代表、記者等等，真可謂是濟濟一堂。大會開得隆重、熱烈、莊嚴，光是相關領導、來賓就介紹了十幾分鐘。然後是市裡領導致辭，海外來賓祝賀，省里領導講話，研究對象家屬致謝，研究人員表態等等。最後是本次活動的重軸戲：由那位海外大亨宣布：向“XXX研究中心”捐款一百萬！
在當時，一百萬雖然也不是太大的數目，但是，大家都認為，既然這位大亨那麼有錢，可能這只是一個開頭。而且，這只是為研究中心的捐款，學校、市裡乃至省里的也許還在後頭，所以，全場仍然報以熱烈的掌聲。
開幕式也好，研討會也好，都可以說是取得圓滿成功。而且，海外代表團在北京逗留期間，不僅受到中央統戰部領導的接見，而且，由於中央統戰部的彙報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一位常委級領導人竟也同時出席，並在“新聞聯播”的節目中播出，在《人民日報》等大報的顯著位置報道。這實在是大大地超出了大家最好的心理預期。
一場聲勢浩大的接待工作終於忙過去了，雖然大家仍然為此興奮了好一陣子，譬如有的計劃着那一百萬捐款的用途，有的算計着自己從中獲得什麼利益，有的甚至已經在爭功中鬧得不亦樂乎了。但是，錢，一直沒有到賬。本來，在捐款現場，就有人心存疑慮。因為捐款方給的不是現金支票，也不是慣常的放大的複印的支票樣本，而是一張用一頁白紙手寫的捐款書，一打聽，領導們解釋說大宗捐款都這樣，上面留下聯繫方式，很快就會把錢打過來的。人家那麼大的名望，這只是幾個小錢，不會有問題的。這樣一說，大家才覺得釋然，心存疑慮的人反而覺得自己很無知，很狹隘，甚至有點齷齪了。
時間一天天，一月月，甚至一年年過去了，一次次查驗賬號：空白；一次次撥打所留電話號碼：“您所撥打的電話無人接聽”。學校書記坐不住了，參事教授也坐不住了，與那位僑領聯繫，先是答應馬上與之聯繫，然後是“最近我也沒有見到他”，後來就是等一等，再後來還是等一等，最後，這位僑領的回答仍然是等一等。參事教授說：沒說不給就有希望；學校書記說：不管咋說，提高了我們學校的知名度；市裡書記說：我們不能只算經濟賬，主要算政治帳。但是，20年過去了，期間，學校書記已退休，市裡書記已調走，參事教授在焦慮中已經去世，而那張捐款書還在學校檔案室里接受灰塵的愛撫。
補充說幾句，海外代表團在離開A城之前，還有一次小型捐款，一共是一萬五千美元，當時摺合人民幣約十萬多一點。本來，這一筆錢無論是作為“ＸＸＸ研究中心”後期活動的經費，還是沖抵學校接待所花費用，都是必要而且名正言順的。但是，那位僑領，先是要求學校在校園中為其父親建紀念館，學校領導們經過合議，認為這不過是用小錢換大錢的事，不如採取主動，於是學校先墊付所挖地基近十萬元的費用，但後來因不見後續資金流入，擔心投入過多陷入被動才作罷。後來，僑領又提出為其父修一衣冠冢，委託他的一在省某銀行任副行長的親屬操辦，通過與市裡領導協商，最後選址地處市中心公園裡，所需費用說是暫從所捐款項中支出，因此，那點捐款也就全部用光了。
回過頭看，這次活動可以說是有失有得，從好的方面講，學校無論是接待大型會議的經驗，還是學術研究的水平，乃至於知名度，都有程度不同的積累和提升。市裡呢？沒出一分錢，還為一批官員提供一次學習資本主義先進經驗的機會。當然，在最好的地段拿出一塊地在今天看來也不是個小數。從個人角度算賬，學校書記並不虧，起碼免費赴美一游；參事也不虧，否則，參事頭銜哪來？市裡書記雖然沒有因此而高升，卻也調到一個更好的地方當書記；僑領更不虧，有了名人之後的資本，其在國內的兒子在生意上蒸蒸日上。那麼誰虧了，那得看怎麼算了。
對了，後來在某電視台的一個“名人訪談”節目上，又見到了那位久違的大亨，還是那樣和藹可親，還是那樣神閑氣定。並且，通過網絡上了解到，那位大亨又有若干次捐款，社會聲譽如日中天，只是不知道都有哪次是真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