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祖輩輩對書的珍視都是至高無上的，甚至還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說法，對這一論斷正確與否的評價暫且不要去理會，反正我是愛書如命的，有人在我跟前做出對書不敬的舉動，我一定會象捍衛真理一樣地與之堅決鬥爭。有書可讀是我們的祖先夢寐以求的事，誠如當今很多人夢想有錢花、有官做一樣，讀書是先輩們增長見識的唯一途徑，也是尋求穩定收入的必經之路，是故自古以來就有讀書人和“大老粗”的區別，好象兩種屬性的質的區別一般。其實讀書人自我陶醉在對功名利祿的求取中，只不過尋得一番清幽罷了，所要付出的心力比起春種秋播恐有過之無不及，有些典故如范進中舉之類久而久之地觸及靈魂，說明讀書要想熬出頭來比起商業開獎中個頭彩更加具有偶然性。後來人們察覺了讀書的妙用，蜂擁而上地往書山一條羊腸小道拚命瞎擠，當然領會的各得千秋，失意的萬念俱灰，於是又生出“讀書無用論”這些消極情緒來，世態炎涼關鍵要看人們如何去評判，出發點不同所得到的結局必定相去甚遠。
但書也未必隨時隨地都是有用的，豈不說好書壞書對人的影響有天壤之別，單就書籍本身而言，抵不去衣穿飯吃也是時有的事。古時有則笑話，說的是從明朝開始印書業就很發達了，而賣書為生的人往往是些貧窮的學士，這些人大多親自挑着書擔四處去叫賣。有一名學士湊足了家中所有的資產，大約有百多文錢，買了一擔書準備挑到京城去賣。行至途中，遇到另一名學士借書翻閱，並對這些書籍非常喜歡，愛不釋手，卻因家中太窮購買不起。這人家中僅有幾件稍值些錢的古銅器，想拿去賣錢來買書，偏偏賣書的學士也正好性情典雅愛好古玩，一見古銅器倍覺喜愛不已，便說：“不用拿去賣了，我倆按各自物件的價值來交換不是更好嗎？”徵得同意后，賣書的學士便將一整擔書籍換了許多古銅器，挑着轉回家去了。妻子見丈夫這麼快就賣書回來很高興，再一看丈夫的行李，見有兩三隻布袋鼓鼓囊囊的，鏗鏗作響。經仔細追問得知實情后，妻子一個勁地責怪丈夫說：“你換他這種東西回來，什麼時候抵得飯吃？”丈夫得意地答道：“他換我的那些東西去，又什麼時候抵得飯吃？”
書的價值原是社會文化現象的典型體現，重財帛而輕儒雅，貴經營而賤文章，古規常道理都是這樣的。東漢名士趙壹就曾寫過“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的詩句，唐人楊炯也嘗慨嘆“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為淺薄文籍提供了佐證。這也難怪，李白就遇到過“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的窘境，看來希望有所著述的人少些迂腐，少些裝腔作勢，少些誤人子弟也不見得是件易事。我就看到過一些書籍完全可以不必現世，甚至壓根沒有或許對人類的進化更為有利，這還不包括“地攤文學”純粹為了牟取暴利的那些文化垃圾。因此每當再度湊近書市時，忘不了總要象警惕楊梅瘡一般地給自己一番警省，或是暗自掂量諸多文字是否藏有荼毒會着了道兒。迄今為止我尚不願將自己的良知典了去煩兒孫們勞苦，並時刻盼望通過現有的認知發掘一些好的文辭，給生活過的軌跡留下點滴值得回首的印痕。
眼下的書多得又有些令人眼花繚亂了，憑着各方各面的指南真的會指得人手足無措，我就納悶許多著述的人哪兒來的知識視野，公然可以在東不成西不就的歷史誤會中覓得通幽的一彎曲徑，並且唐而皇之地把持了文化聖壇的一方凈地。記得唐代詩人劉禹錫有句詩：“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所憾在林林總總的萬千書目中靠謹慎鱗選而修得正果時，白膽奸商們已然腰纏萬貫做起圖書生意，一邊亨樂一邊叫罵先哲先賢了。凄涼敗落中我抱着珍藏半世的典籍唯有不住地自問：“好書果真又抵得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