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父 親
顧憶人
父親老了，瘦弱的中等身材，兩鬢的頭髮已經花白。他從年輕時的對我嚴厲再嚴厲，轉變成了現在的平和而慈祥。
父親十八歲和我母親結婚，十九歲生養了我這個大兒子。在以後的十年裡，父母又生養了大妹、弟弟、小妹。因為國家提倡計劃生育，否則我會有八弟、九妹的啊！
父親是一個老工商業者。他從川沙中學畢業后，就在川沙縣城老街我爺爺私營的棉布商店裡學生意，站櫃檯；二十歲時，他離開了爺爺、奶奶，到上海市區徐家匯開了一家修理電器、自行車的店鋪；兩年後進了上海紅光塑料廠，後轉到了松江機電廠擔當技術員和車間主任。1960年，父親把七歲的我從浦東農村的外婆家接到了松江縣城永豐小學讀書。我們借住在一家全是格子門窗的四合院內，很是氣派。家裡有一張精美的銅床，是父親從古董店輔里買來的。夜裡，我在這張床上依偎在父親懷抱里聽他講故事。四合院北門外是一條橫穿松江城的潮水河，父親買了一張扳針網捕魚。有一次傍晚，捕到了一條15斤重的大草魚，放在一個大水盆里，我圍着這條大魚直轉轉，家裡的地磚被這條大魚的尾巴把水潑濕了一大片。當時，母親和大妹、弟弟居住外婆家，父親多次努力也沒能把他們的戶口從農村遷到松江城裡來。故而在1962年，國家鼓勵工人到農村支援農業生產時，父親就申請下放，帶着我回到了浦東的老家（當時稱：上海市川沙縣孫橋人民公社長園溝生產大隊顧家生產小隊）務農。后被東鄰的黃樓人民公社請去搞副業生產。於是，我們家居住在老家宅子里，而全家的戶口落在了黃樓人民公社欄杆生產大隊徐家生產小隊。
父親回農村后，曾輝煌了一陣子，但更經受了“大四清”“小四清”“文化大革命”的磨鍊。特別在“十年文革”期間，父親挨批鬥，家裡被抄家，我們兄妹四個連飯也吃不飽。家中口糧缺了半年多，無米下鍋了，父親被迫拿出了從松江帶回的那張扳針網，深夜裡出去捕魚，凌晨把魚拿到上海市場賣，賣掉后就到大飯店裡買議價米飯帶回家給我們吃。他和母親經常這樣整夜不睡。父親說：這是他做爹的責任！
有一次，我被老家所在地的民兵連長抓到了大隊部，冤枉我敲碎了那裡學校的門窗玻璃。父親聞訊后，急急趕到大隊部，向那個連長和大隊長拍桌子爭論，終使他們理虧而無奈地釋放了我。
1976年，我的大妹夫（當時未婚）從百裡外的寶山縣劉行鄉來到了我老家，這是毛腳女婿上門來啊！半夜裡，那個民兵連長把我大妹夫從我家裡帶走到大隊部里去訊問。父親非常憤怒，說他們是公報私仇。這一次父親可慘了，被那個連長夥同他們的大隊長等，關進了又潮又暗的地下防空洞。現在偶而說起這件事情，父親說：他們是“四人幫”的爪牙，也是“文化革命”的受害者。並告誡我們待人處世不能太“過”。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父親辭去了黃樓鄉工業公司屬下羊毛衫廠的供銷科長職務，下海經商。他在本鄉本土開辦了一個“農民商店”。
父親經商撈到的第一桶金是：正值農村分田到戶第一年時，他從上海糧食局批發來了十幾卡車價廉質優的糧袋，零售給了豐收后急需糧袋裝稻穀的農民。父母的這個“農民商店”小商品有千餘種，為千家萬戶農民帶來了方便。為此，1985年1月17日，解放日報在頭版報道了我父親顧文輝，身為農民進城鎮開店經商的新聞。
父親對那些借了錢還不出的人，不予索討；對那些賒了好多貨品，但將臨倒閉的企業，欠款全部免了，他說：“我們要做一個積善之家。”父親向有困難的群眾捐款，向學校捐款，向川沙公園的翻建捐款等，他說：“為了子孫我們要儘力地博施濟眾！”
現在，父親仍在川沙鎮老街，經營着一家古董店，他是上海市收藏協會會員，父親更熱衷於籌建“文聯”等社會工作，八十高齡了，還被聘為川沙“文聯”顧問。
遠處傳來悠揚的歌聲：父親是我登天的梯，父親是那拉車的牛……
2013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