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過年時［苦菜花文萃】
轉眼間，已經過了冬至，數九從此開始，離過大年也沒有幾天，屈指可數了。對於過年，我感慨萬千。
三元錢的年歡天喜地
沒有經過大集體時代的人，不知道那時的艱辛。那時候雖然日子苦，老百姓樂呵的多，這也許就叫做那個時代提倡的：“窮棒子精神”吧。
每個生產小隊有文藝宣傳隊，大隊有高蹺隊。一進冬季，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鑼鼓之聲相聞。尤其是高蹺隊的鑼鼓聲一響，震得人心兒發顫。能夠進入文藝隊或者高蹺隊，是最大的光榮，一般都是貧下中農子女的份，地主富農的子女沒有特技和表現特別好是進不來的。我們隊里徐耀華，是個地主子女，高蹺隊里扮演白蛇，他單腿跳過一米多高的方桌，放八字不用人扶，一個鷂子翻身就立起身，常常讓人們喝彩聲不斷，才成了高蹺隊的隊員。
臘月天，滴水成冰。生產隊開始文藝練兵，準備過罷年，參加全公社的文藝匯演。邀請周圍生產隊的文藝隊來村子里演出，生產隊的文藝隊也要到周圍的生產隊演出。
一根鐵絲綁一疙瘩爛棉花，往廢柴油桶里一蘸，點着后，濃煙滾滾，油點噴濺。一場演出下來，演員成了煙熏猴，身上油跡斑斑，可是誰又不再乎，反而引以為榮。
看演出的社員更辛苦，幾乎是全村男女老少都來看演出，一場三四個小時下來，紋風不動，我知道為什麼，怕一旦離開，沒有好地方。因為劇場的規矩是：“地方是伙的，你走就是我的。”
社員們辛苦一年了，要過個好年了。那時候每一個男強壯社員一天工分是一個日工，最好的生產隊一個工值四角左右。還有的個別生產隊倒分紅，只好不分紅。
我家九口人，父親和母親一年下來掙了800多個工分，按三角錢計算，一共280元，口糧每人380斤，平均一角五分計算，口糧款是57元，九口人是513元，倒欠生產隊233元。如果再加上瓜菜錢，過去的欠款，數目是個天文數字。
過年了，能分上紅的社員，生產隊每家給借五元錢。沒有分上紅社員，每家給借三元錢。就這三元錢，精打細算的媽媽，安排的井井有條，讓全家人歡天喜地過一個革命化的大年。具體安排如下：
半斤酒0。4元；川字磚茶一小塊0。4元；蠟燭二隻0。16；香煙三盒0。39元；調料0。3元；糖塊0。3元；火柴5盒0。1元。
【以上物品憑供應票買，想多買也辦不到。】
還要買五個麻雷和一版小編炮花0。3元，紅字一張0。05元；給妹妹買紅頭繩之類花。0。2元，你看看，就這三塊錢，過年還是沒有花完，換成五分，二分的紙幣給孩子發壓歲錢。
半斤燒酒滿村村醉
1973年春節期間，是我當了民辦教師的第二年。被駐大隊的工作組組長看中，臨時借調到工作隊當宣傳員。白天給學生上完課，晚上和工作隊到生產隊宣傳文件，組織文藝宣傳隊，寫新聞報道稿。雖然累的冒虛汗，腦袋還是輕飄飄的，成為了借調幹部。
年前，和工作隊一起訪貧問苦，到最困難的貧下中農軍烈屬家中走訪慰問。
到了永順二社一戶姓張貧農家，比我知道最貧困的人家還要困難。全家七口人，只有二床破棉被，炕上沒有炕席，病老婆起不來床，一直在哼哼。老支部書記和工作隊長一商量，讓生產隊多借給他家二元錢，到三道橋給他女人看病。正好公社有慰問品，大隊還分到棉被一條，讓我給寫了介紹信，再蓋上大隊的公章，讓他早點領回來。
就這麼一點點溫暖，讓那一家人千恩萬謝，要磕頭，被我們擋住了。
過罷了年，我一起和文藝宣傳隊，高蹺隊又到了永順二隊慰問軍烈屬，演出文藝節目，整個村子沸騰起來了，鑼鼓喧天，歡聲笑語。人們互相拜年，問好。
這時，二社社長把我拉住一邊，神秘地對我說有老書記活動，我只好跟着去了，原來是到姓張的貧農家，他們家要請工作隊和大隊幹部去他家喝酒，我只好去了。
一進門，受到了熱情的歡迎。那個老婆的病好了，高興的的像個孩子。家裡收拾的乾乾淨淨，炕上擺開了二張方桌。老書記和工作隊的人早已入座，我因為年輕，可身份還是有的，被安排在老支書旁邊。
一大盤胡麻油調黃豆芽，一大盤豬頭肉，一大盤拌粉條，一大盤鹹菜，已經是夠豐盛的了。
緊靠炕沿的大鍋里，一鍋茶熱氣騰騰，上下翻滾。給我端來了一大碗茶，燙的不敢挨嘴唇。
姓張的老貧農，從南涼房雙手抱來玻璃瓶裝的半斤酒，樂呵呵地放在滾燙茶水鍋里，讓酒溫熱，好招待大家。
誰知，冰冷酒瓶一進入滾燙的茶鍋里，只聽：“嘣！”清脆的一聲，瓶底掉進鍋底，手裡拿着半隻爛玻璃瓶。半斤酒，全部和茶水和在一起。
姓張的老貧農氣得要踫頭，病剛好的媳婦放聲大哭。還是老書記臨陣不亂，有辦法。對姓張的老貧農說：“酒倒進了茶水裡更好，招待的人多，心意我們領了，茶當酒喝！”
聽到哭聲，人們都趕來問詢，當知道了這種情況，也附和着說：“我們一起喝。”
我只好勉為其難，端起一碗酒茶。好濃烈的酒味，直衝鼻腔，剛聞到這酒味，就讓人頭暈。一碗下肚，幾乎醉了。
這一大鍋酒茶，老書記喝了，工作組的喝了，鄉親們喝了，高蹺隊和文藝隊的演員們喝了。不一會兒，喝了個底超天。
所有的人都有醉的感覺。佳話也傳開了：半斤燒酒滿村村醉。
我的手錶可能停了
隨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從中央到窮鄉僻壤都要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年前，工作隊根據上級文件精神，安排了社員大年三十上午還要大幹，擔土送肥搞突擊，一直干到中午十二點，下午放假。那時，隊幹部和駐隊工作組和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一上午的突擊，我已經腰背發麻，渾身冒冷汗。
工作隊還規定，晚上地富反壞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和被捉住的賭博人員到生產隊清除牛圈裡的雜草和糞尿，時間到晚上十二點。
監督他們幹活，這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落在我的頭上。因為我最年輕，家又在生產隊里。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鼻子酸酸的，總覺得不是滋味。看着他們，不由得想起我的父親，雖然不是地富反壞右，當了幾天國民黨警察，屬於公安六條人員，今天檢查，明天交代。我在會上辯解，我父親是參加起義人員，他們還是揪住不放。
再看看平時，三歲的娃娃，半道攔住地富反壞右分子，讓低頭就得低頭，說批鬥就批鬥。大小會上，他們戴着高高的紙帽子，掛着寫着自己名字，用紅筆打了叉的大紙牌子游斗。這不，大年三十還要干到晚上十二點。
眼看着家家戶戶燈籠點亮了，馬雷也稀稀落落的響那麼三二聲。天黑的對面看不見人，我一看手錶，才晚上8點零5分。本來，我對這個任務打心眼裡不滿意。再說，我也說不清楚什麼，心一橫，說了一句：“已經到了十二點了，回家去吧！”
我在回家的路上，發現有人看着我們。不管他，過了年再說。
過了年開學不久，工作隊長找我談話，詢問大年三十的事。我說按規定，晚上十二點收工。工作隊隊長搖了搖頭，我又說，可能是我的手錶停了。
就這樣，一句話：我的手錶可能停了，我被取消了借干身份，我又開始全心身去教書，寫稿子的事，工作組一直讓我干到運動結束。
內蒙古杭錦后旗三道橋劉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