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的栗木門樓
潦寒
每一個村落的形成與演變，都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史。
——題記
歷史的最大教訓之一，就是沒有一種文明被視為當然。它的獲勝不是確定無疑的。如果你出了很糟的牌，犯了足夠多的錯誤，角落中的黑暗年代便總是在等着你。
——保羅·約翰遜
1
我的祖先哪裡來
山西洪洞縣大槐樹
祖先故居叫什麼
大槐樹上的老鴰窩
這首傳唱了五百餘年的歌謠，在歷史的夾縫中，在缺牙少齒的老年人晶瑩的淚光中，飽含着歷史變遷的無限滄桑與背井離鄉的無限蒼涼。當我翻開還瀰漫著墨香的《郾城縣誌》時，一串串淚珠潸然滴落……
“元末兵災連年，赤地千里，人死殆盡。境內大多居民由山西洪洞縣遷來。明洪武年間（1368—1398年）戶1621，人12345，與宋金時萬戶相比，減少約百分之九十。”《郾城縣誌》僅用寥寥數語，便把遷民的原因、背景以及當時悲壯、荒涼的情景通過有形的文字與無形的遐想鬼魅一般勾畫出來。我細心研讀一下才發現人口的杜撰性，12345，這種隨意性的約數更深一步地說明了當時的荒涼，也是歷史上著名的洪武遷民與永樂遷民的悲劇所在。
據史書記載，從元世祖四年（1263年）至民國廿九年——三十六年有災，其中一次連續七年洪水不下。從元世祖十九年（1278年）至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共出現蝗災十一次、地震十次，這是有五千年歷史文明的郾城有明確記載的天災。而人禍更是比洪水肆意，比地震暴虐，比瘟疫兇猛。元末的戰爭使中原大地東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無人煙。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為了鞏固政權，醫治元末以來的戰爭創傷，迅速發展生產，採納了鄭州知州蘇琦、戶部侍郎劉九皋等人的建議，做出了向中原大規模移民的戰略決策。《明實錄》記載的洪武四年（1371年）河南人口人，而山西人口卻達到人。山西人口最稠的地方是地處交通要道的洪洞縣。洪洞縣的大槐樹植於漢代，明時大槐樹身粗數圍，蔭遮數畝，樹上築滿了老鴰窩，乃是方圓數百里獨一無二的槐樹。遷民只有從洪洞縣開始向外遷了。
俗話說故土難離，為了當時遷民的順利，明政府設置了騙局。在移民的汾州府、遼州府、沁州府、洚州府、路安府、平陽府等地廣貼告示，曉諭鄉民，凡不願遷移者三日內到洪洞縣大槐樹下領取免遷證，願移民的可在家等着。於是四面八方的人彙集大槐樹下，幾天內竟達十幾萬人，老實的庄稼人還未喘過氣來，便被官兵團團圍住，這時才知道上當了，願移也得移，不願移也得移。官兵們把他們綁起來，連成長隊，分別向全國一百多個府縣押解。那拋妻別子、依依惜別的淚水灑滿了這片土地。人們紛紛折槐為記，並以圖騰的方式牢牢地記着故鄉的槐樹，升華成一種心靈的安慰與民謠，世世代代地傳唱，經久不衰。傳說在當時移民的途中，人們仍幻想重返故土，為了以後便於確認，便把小腳指甲剪為兩瓣。時至今日，小腳指甲為兩瓣的，多是大槐樹遷民的後裔。而“解手”一說，也是源於這裡。移民時由於人們的手都被綁着，要大小便就得向押解稟報：“老解，我要撒尿，請解手。”次數多了，大小便就簡化成了“解手”……
2
我的祖先也是這次移民中從山西洪洞縣遷來的。當時由於陸路交通不便，水路是最為方便的，我的家鄉栗門張恰在許昌至南陽的運河岸邊。我的祖先是順水而下，從許昌坐船而來的。據我爺爺的上幾輩說，我祖先是在天未亮時棄船登岸的，天一片漆黑，四周霧蒙蒙的。我祖先聽到有雞鳴，並看到有燈火，用扁擔挑著兒女，領着妻眷，順着燈光尋來。亮燈的地方是現在我村村委西稱為王路口的那條街。那時，我村最早的住戶姓王，在王路口開家小店，以便來往的客人就餐飲馬。我祖先到王家，四周到處荒草湖泊，狐兔出沒，蒿草沒人。從草的長勢來看，我的祖先認定這片土地也定肥沃，便在此定居下來，一代一代延續下來……
“當我讀歷史的時候，我總是企圖滲入人類現象的背後去研究隱藏在現象背後的東西，然而我被這條規律驚呆了。”湯因比的話在我的筆記中顯得異常醒目，大千世界，日月運行，總是有天道可循。或許人類的生死繁衍、吉凶福禍，也總有一個潛在的規律。我的爺爺的爺爺的爺爺也說不清楚，我村最早的王路口的王家人怎麼消失了？姓胡的人家在我村繁衍了幾代？一個叫殷氏溝的地方是什麼來歷？我尋找了好長時間的家譜也未曾找到，而各種石碑的記載，除張家祠堂門樓匾牌上寫着乙亥光緒年間為最早的記載外，都是一些世代口傳的種種帶着神秘色彩的傳奇故事，真正能記在本上、印在書上說得清清楚楚的，便是後來荒年進我們村唯一的一家外姓——王家……
我們村姓張的百餘年間保持純姓，男子沒有一個外姓的，並約定俗成外姓男子不得入贅我們村。一代代口傳家譜“一本同善良，宗祖德克昌。和順敬承道，依禮振家邦”。從村東到村西每家每戶按家譜的輩分，見到姓張的該怎樣稱謂就怎樣稱謂，絲毫不亂，且同村男女不得嫁娶。
清初，黃河兩岸鬧飢荒，黃河北岸的情況比南岸的情況糟糕。草吃完了，樹皮也吃完了，最後只得向黃河南岸逃荒要飯。
這一天大雪封河，四處白茫茫一眼望不到邊。黃河北沿一位王姓青年面黃肌瘦地挑着一個挑子，前後筐里坐著兒女，又飢又寒的孩子坐在筐里不住地小聲哭泣。王姓青年站在河岸不住徘徊，已經等一天了，雪仍不停地下，雪封住了河面，根本看不出哪兒冰厚、哪兒冰薄，萬一掉進了冰窟里，本想逃荒活命，卻落個凍死的下場。再等下去兩個兒女不凍死也得餓死，黃河北岸是沒有一條活路了，等下去只有死路一條……
天無絕人之路，正當他長吁短嘆、心急如焚時，突然發現河面上有一行女人的腳印，一行清晰的光腳印一直走到河的對岸。王姓青年不哭了，他想到別人能從河面上過我怎麼不能，與其在黃河北岸等死，還不如試一試，便順着腳印從黃河北河面小心翼翼地向河南岸走來。終於走了過來。等到他到黃河的南岸，一看那雙清晰的女人光腳印不見了。這是誰的腳印呢？王姓青年在雪地上跪下拜了拜，除老母奶奶是光腳，其餘的女神都不是光腳。於是，王姓青年記住了這行救命的女人光腳印，便一路向郾城走來。
王姓青年從郾城走到栗門張，由於逃荒，想找一個地方落腳。恰好栗門張有一個鄉官張錄，看到王姓青年挑著兒女，處境凄慘，便收留了他們，讓其在自家菜園裡種地。王姓青年的祖祖輩輩算是在栗門張紮下了根。從此，栗門張純了幾代的張氏姓中，便有了唯一的外姓——王姓。說起張錄，更是在村裡口碑相傳，一生善舉，最有名的也是那首打油詩：
我是張錄，張錄是我。
別人讀書我偷懶，
掏錢捐個大鄉官。
張錄之所以說掏錢捐個大鄉官，是由於黃河決口，全省都挑柳條砸黃河口時，張錄由於家裡富有，挑了一挑銀元，被封為鄉官，稱捐鄉官。我對張錄的行為很欽佩，儘管這個鄉官不是考的，在國難當頭時，他比那些考的更顯示出人的品位、情操。
王姓青年在張錄的菜地里種了幾年菜，張錄便又給他們幾畝地，蓋幾間房，於是便世世代代繁衍下去。王姓青年臨終時，便把過黃河的情形向兒孫們說了，並囑咐他們的救命恩人是“老母奶奶”。從此，王姓世世代代供奉老母奶奶，直到現在。
關於這段傳說，我問過村裡的許多人，他們所說的大致相同，無非是王姓青年在河北岸的時間，在張錄家種菜的時間有些出入，過黃河的細節被人們描述得活靈活現。每到春節，王姓一家再次供奉老母奶奶的神像時，更為這段傳說增添了幾分神聖與真實，讓人不得不信……
3
我們的村子是什麼時間開始叫栗門張的，現在誰也說不清楚。我們的祖先用一根扁擔的家業，在王路口王家的屋檐下定居之後，便安居樂業，開荒種地，生兒育女，張氏一族一天天昌盛起來。直到第幾代，誰也說不清楚，張氏一門五個兒子同時考中秀才，為了紀念這份榮耀，人們便給這五個秀才建了五人走馬門樓。直到公元1999年世紀之末，最後的一座門樓被村人扒掉修葺重建時，發現門樓上的木料全部都是栗木，而栗門張，更與栗木有着很大的聯繫。
從哪一代起，栗門張的人會做木工活，我爺爺的爺爺也說不清楚。村裡最早、做得最好的一個木匠，他做的傢具不但結實耐看，做的土耬更是一絕，下粒均勻，入土適當，不深不淺，正好適合種子發芽。這個木匠為栗門張贏得了極為不錯的名聲。栗門張不僅僅有被譽為傳統手藝的土耬，還有一種過目不忘的建築才能。
清朝時期，我們村屬於西華縣管轄，每年交稅納糧都要去西華縣。那年夏天，交稅糧的牛車拉着張木匠進縣城交糧時，張木匠發現縣太爺的辦公樓——縣衙大堂蓋得精美別緻，隨便在附近找了幾根高粱稈，按照一定的比例尺寸把高粱稈揻一揻，仿縣衙門樓弄了一個造型。回到家后，張木匠經過一番揣摩，按照秸稈的模型、外觀，相仿地在我村建起了一座木門。門樓建起后，細心的人用尺子量了一下，與西華縣衙門樓一寸不差。這件事轟動了整個西華縣，驚動了縣太爺。縣太爺坐着轎子走了九十里路來到我們村子，看着張木匠建的木樓，讚不絕口。興緻之餘，題了個匾額——栗門張。從此，栗門張便流傳下來。在本縣縣太爺的指薦下，在村民的自豪下，在其他人的羨慕下，栗門張漸漸地叫響了，直到現在……
歷史的演變在人們的繁衍中顯示着深沉無比的內涵和生命的悲愴。十六歲時，我曾為村子寫了一篇三千餘字的村史，現在想起來還有點幼稚可笑。不過那時我的第一個認識是“每一個村落的形成，便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史”。那時，我興緻勃勃地順著兒歌一樣的“一本同善良，宗祖德克昌。和順敬承道，依禮振家邦”尋找我們的家譜。而家譜的遺失，讓人們好像失去了一定的精神見證，失去了一種心靈的依靠，失去了傳奇的考證，更多的是失去了人類自身能力的反省、禪悟與一種人類繁衍文化。
在許多無法考證的前提下，思考顯得無比深沉與迷茫。我站在我們老祖先墳前，不停地想，栗門張是什麼時候建庄的？什麼時候稱為順興寨？什麼時候分成小栗門張、鄢步溝的？在沒有任何文字記載的情況下，我只能推理，失望中嬗變着自己思想認識與思想觀念，嬗變着自己的奢望與激情。在那個月朗星稀之夜，我吸了數根煙后，終於做了一個大膽的推斷，我們村分成小栗門張與鄢步溝是在萬曆廿九年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縣誌記載如下：
萬曆廿九年
大水連續六年不下
萬曆四十六年
蝗蟲連續三年，是年竹葉、樹葉幾乎被吃光
崇禎六年
十二月，李自成起義軍從開封返南陽，途經郾城激戰
崇禎八年
旱蝗兩災並起
崇禎十五年
五月，李自成率軍攻克郾城。是年疾病流行，米價二千文
人相食，民多加入義軍
崇禎十七年
正月大雪深一米
是年麥價二千文，人食樹皮、草籽，紙為衣
看到縣誌上一行行文字，如果不思考過去，自然不會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果作為一種文化、學問去思考，你會大吃一驚：這四十年間，人們幾乎沒有過一個好年。“人相食，紙為衣”這種生存的壓迫，能使一切名利都顯得無足輕重，能使許多災難都相形見絀，能使一切沉重與痛苦都自慰無語。也許這就是幾十年間，栗門張又經歷的一次遷民。由於生存，有一部分人向西遷，分成了兩個村莊：小栗門張與鄢步溝。小栗門張直接是以我們村的名字加一個小字，鄢步溝是以當地一個溝為名。一切災難過去，歷史進程不因人的變遷而停滯不前，三百年過去了，小栗門張與鄢步溝的人一樣念叨“一本同善良，宗祖德克昌。和順敬承道，依禮振家邦”，一樣的純姓張。
在我的記憶中，祭祖是一項盛大的活動。我們村在修建祖墳時，小栗門張與鄢步溝的人都來此祭祖，證明這種傳說的真實性。那時，我還是個玩童，最津津樂道的是我們與這兩個村莊族親關係中引發的一些故事。由於我們村做土耬的多，好多人沒去過鄢步溝與小栗門張。有到鄢步溝、小栗門張賣耬的，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找個話題便嘮嗑。
“聽口音是東鄉人？”
“嗯。”
“什麼村上的？”
“栗門張的。”
立即有人殺雞，有人買酒，既然回家了還客氣啥，又攀親又熱情地講起族親了。後來我們附近村的人知道這事後，有的也到小栗門張與鄢步溝。“聽口音是東鄉人？”“嗯。”“什麼村上的？”“栗門張的。”好酒好肉又擺上后攀親，“什麼輩的？”來人說不上來，酒與肉立刻又撤了，來人只得悻悻而去。確實很奇妙，在沒有身份證的時代，家譜成了唯一的憑證。
4
《王胡鬧鬧會》這個很富有地方特色的傳統戲曲，在我們村一片自豪的傳說中顯得既滑稽可笑又可悲可泣。它在一定的環境中一方面悲愴地顯示出了生命的強悍、寶貴與生存的無奈、悲哀；另一方面又顯示了封建社會某種程度上“存在即是合理”的傳統文化合理性。“只要你思考，總會有所沉澱。”這是我八年以來堅信的。而這個真實的傳說在沒有文字記載的情況下，一代代地傳下來，在浮躁的今天，在人們逐漸喪失了傳說的興趣時，我又用文字記載下來，也許這又是一種文化吧。
在栗門張村村南，由幾個村聯合舉辦青苗會。每年青苗時請人唱戲，以示慰神保佑豐收，而且進行麥季農具買賣。這是具體哪一年誰也說不準，而人名卻清清楚楚。栗門張的老古線與老腳路到青苗會逛會，老古線有名的雙臂長，兩臂一張能拉六尺。他買了一根皮條，由於沒有尺子，在當時都用兩臂一庹，賣皮條的嫌他的庹長不賣給他，兩人爭吵起來。老腳路買一把鐮扎在綁腳上，付過錢後去找老古線，賣鐮的誤以為老腳路未給錢，叫喊着老腳路偷了他的鐮，恰又碰到鄰村有個叫胡鬧的搶街。
“搶街”這個詞，本身就有濃厚的時代特點。解放前，農作物的收成非常的低，並且一個村有一半的土地集中在幾個地主手中。造成嚴重的食物短缺。許多人沒地沒錢的光棍，到會上都是想找一點吃的。別人買的油條、包子之類的沒吃，上去抓住就跑，別人趕着自己跑着，趕上了被人家打一頓，趕不上自己吃掉。那時人們為了吃把人格尊嚴放到了零的位置，不能不說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胡鬧搶到一個肉包子，眼看跑不掉了，順手扔給了老古線。老古線正與別人爭吵，一看是胡鬧，便順手接住。青苗會上的人向老古線要，老古線自然不給，雙方廝打起來。誰知這一打不要緊，把青苗會上的人打死了一個。這一打死不要緊，引出一起官司，也引出了一場戲。
清朝時期，人們仍是以儒為教，家族觀念極為濃重。栗門張的人打死人了，不一定要找打死人的，而是直接找莊主、秀才等村裡有頭有臉有身份的人。死人家屬一紙訴狀告到西華縣。縣太爺下令到我們村讓老秀才去應訴。老秀才本來慚愧，又不得不應訴，便騎着驢到西華縣縣太爺大堂上。縣官見秀才本來是應讓座，響三面銅鑼迎接。這次縣太爺既沒有給敲鑼，也沒有給讓座，死者一方又朝老秀才臉上吐了一口唾沫。這一吐不要緊，老秀才當即騎驢回來，沒幾天便死了。
“人命關天，老秀才死了更關天。”栗門張十個秀才死了一個，剩下九個一齊到西華縣找縣太爺，縣太爺聽說老秀才氣死了，本來事關重大，一看九個秀才來了，急忙讓座敲鑼。九個秀才說啥也不聽，說“我們老秀才來時騎驢來的，回去死了，你怎麼用刑逼死人命，秀才也是讀書人呀，焉能斯文掃地”。非要告開封府。這一鬧縣太爺害怕了，好說歹說方達成協議。最後除了厚葬老秀才外，還要從西華縣十里一台戲、五里一道場，一直搭到老秀才的門口，一步一作揖地到栗門張賠罪。縣太爺逢道場必作揖，逢戲台必叩頭。直把縣太爺折騰得快累死了，九位秀才才找回面子，安葬了老秀才。
後來縣裡唱戲的把此事編了一台戲，叫《張胡鬧鬧會》，本意是說縣太爺知錯就改、通情達理。在青苗會上演，栗門張的人看后覺得搶街的胡鬧姓張有失體面，找唱戲的，唱戲的怕惹了栗門張的人，便改成王胡鬧，一直唱到現在。
栗門張的秀才訴訟從此出了名，也出了禍。汝南府一個村姓張的同姓劉的打官司，請了栗門張的九位秀才，為壯聲勢。栗門張的秀才連同小栗門張與鄢步溝的四位秀才，十三位秀才同時到汝南府打官司。那時家譜是唯一的憑證，汝南府的張姓牽強附會與我們對上家譜后，十三位秀才上路途經上蔡城隍廟時，將城隍廟裡的城隍揣在了袖筒里。到汝南府後，道台出案敲鑼相迎，正要見禮，張秀才便把城隍廟裡敬的城隍爺擺在道台的大堂上。城隍爺原也是姓張的老祖宗，道台一看急忙撩袍下跪，一問道台也姓張，這場官司自然是姓張的向著姓張的，張姓贏了。然而，汝南張姓在官司贏了后謝秀才時，提出把張氏家譜拿回去抄一抄。這一拿不打緊，張氏家譜從此失落汝南府，至今沒有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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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歷史都會與當代史有關，歷史是不會死的，也不會僅僅只屬於過去。它會影響每一個時代，影響每一個人，讓時代的模式和人的行為都打上它的烙印。《郾城縣誌》記載栗門張村的人有兩項：一個是1966年河南大學歷史系畢業的特級教師張雙河，在世時留下許多智言慧語，以滄桑的歷史眼光看栗門張村的變革與變化，冷嘲熱諷地評判着一場場人為的醜劇與鬧劇；另一個是為氣象工作進駐西藏犧牲的張維望。最傳奇的是武術世家張寶德“力敲耙棱，雙臂拔樹”、“單臂震老槐”等這些有名有姓的真實故事。
“一旦我們充分了解了他人思想的膚淺和空洞的本質，他人觀點的狹隘性、他人感情的瑣碎與無聊、他人想法的荒謬乖張，以及他人錯誤的防不勝防，我們就會逐漸對他人進行一切活動變得漠不關心……”叔本華話讓我有了審視的擔心與理由。就在我再版此書的不久前，栗門張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喝葯自殺了。原因是，國家每個月補助她的60元錢積攢了半年，他兒子陪着她領回來之後，沒有給她。後來，她向兒子要10元錢，兒子以年紀大了不用花錢為由，不給。老太太覺得活的太沒有尊嚴，沒有希望，沒有價值，喝葯死了。由於現在農村施行火葬制度。兒子為了逃避火葬，當天晚上找幾個人就將其母親偷偷地埋了。這個老太太便在這個世界上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消失了，連同栗門張村三百餘年的倫理綱常與道德觀念。
二千多年前，曾子就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子也把厚葬父母歸為孝的一部分，並用禮的儀式與程序來鞏固人們的道德力量與倫理觀念。無獨有偶。西方文化學者塗爾干在總結儀式時也這樣說：“儀式首先是神聖與世俗之間的基本區分，這種區分被所有的文化參與者認同。”陳舊的未必都是腐朽的，比如古董，比如老酒，再比如經過幾千年錘鍊的傳統美德與價值觀念。然而，這一切，在以反封建、反禮教，提倡人性自由與個性解放的名譽下，所剩無幾。人們在追求經濟效益與物質享受的同時，為靈魂，為人格，為道德留的空間不多了？大多數人也在法制觀念的普及下，讓道德輿論力量變得孱弱無力。每一次我回老家，都在思考，文化是靠一代一代的思想者做出巨大犧牲，一步一步地推動人類思想的進步，同時也需要遠離這時代的智者進行針對時尚的批判，以先鋒意識進行批判與呼籲。只要歷史存在一天，我們應該允許一部分人每天對歷史的進程提出文化的要求與世俗的挑釁。他們對歷史狀態的徹底追求，對現實的呼籲與生存者理智的選擇，是人類精神財富中最值得珍惜的部分。這一部分人的道德要求與世俗批判才有可能左右兼顧，歷史進程應該兼顧他們，才不可能把世俗化的進程推動得那樣獨斷。
我著此文的目的也在於此，不僅僅是對過去的一種追憶與複述，更多的是對以後的思考與擔憂。在農民一天天富起來的耀眼光環中，在科技工業日益發展的進程中，栗門張，乃至全中國的農村，出現了人們不該忽略的問題——農村成了城市垃圾文明的傾倒場，從劣質的牛仔褲到畸性的個性自由，從信仰缺失的實用主義到演變成農村人的唯利是圖，不辯是非，從以前道德力量左右的宗族社會秩序到現在人們的唯利是圖后的無所適從。我發現農民們在忙着掙錢的同時，也漸漸地脫離了原因的生活軌跡與倫理觀念，道德的淪喪，價值觀的扭曲，甚至倫理的崩潰……再這樣下去，我們付出的不僅僅是夢想失落，道德破損的代價，更要命的是我們連以往的理想與激情都消失了。經驗教訓是人類歷史的奢侈品。尤其是在農村城鎮化的進程中，我不們不僅喪失了具有五千餘年村落，同時也會喪失由無數經驗教訓才形成的農耕文明與宗族觀念，這一代二代甚至是三代四代人在法制與人情之間遊盪與搖擺，甚至需要付出更多的代價來治理人們社會轉型的後遺症。我不是杞人憂天，而確確實實應該警惕與重視。
對原因是非、世俗的選擇等，我都不敢多說，唯一的願望是升華到一個文化層次，引起人類的重視與警惕，不要把世俗的進程推動得那麼蠻橫、獨斷專行與難以救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