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需要“愚忠”
文/龍江老趙
一次，與朋友閑侃。聊到當前的信仰危急問題，我就把我的“反動”完全暴露出來。並且強硬地說道：只要你注意觀察，從近階段媒體鋪天蓋地宣傳“最美的教師”張麗莉的事態上，你就能不難捉捕得到一個有價值的信息：當前的社會丟失了一個珍貴的東西。那就是我們的社會太需要張麗莉這種最美的向善“精神”來彌補與現實的人們已漸行漸遠的傳統“信仰”。
談到這，有一種可怕的推理結果讓我震驚。一個民族窮不可怕，富也不可怕，怕就怕在“信仰”的丟失。“信仰”危急之患可大可小，大則可到民旅受辱，國家滅亡，小則可到民心渙散，精神恍惚。一個人喪失了最高操守，放棄了精神支柱，對未來能否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寧靜、扛得住責任、沖得破藩籬、鼓得起勇氣？其民族的前景和命運是好是壞，我是不敢繼續往下想的。
我們常說的信仰，理論家們早就告訴我們，信仰就是指人們對某種理論、學說、主義的信服和尊崇，並把它奉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和活動指南；也是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等的選擇和持有。而我們用通俗的方法解釋，信仰是多種門類的，有共產主義信仰、有天人合一信仰、有上帝信仰、有神佛信仰、有科學信仰、有對權利、地位、金錢、聲譽、美色等的信仰等，而當前社會似乎有種趨勢，一部分人走向“錢眼”的信仰佔為主導，為了錢可以扭曲靈魂，可以朋友相殘、夫妻分離、骨肉不認、香臭不分，其碼的自我良知都沒有了，什麼“釣魚島”、“薄谷開來”與己無關，只有“錢眼”里才是幸福的港灣。
有的時候，朋友們一經談到社會這種凄涼現象，就歸結一種觀點上，認為現代的人都“奸”了，不象過去人那樣的“忠”。所以，一個民族要弘揚“忠於”的精神，而且要達到一種“愚忠”的程度。否則，就不好攥成團，就象汪洋大海一樣散了花似的。有這個信仰，有那個信仰，就沒有民族氣節的信仰，其實這是最致命的危急。
今年六月，我和朋友結伴遊西湖，去了“岳王廟”。在回來的路上，我就一直思考“信仰”與“愚忠”的問題。岳飛忠誠的故事家喻戶曉，老少皆知。岳飛及岳家軍忠於朝廷、忠於國家、忠於民族的精神，影響了幾朝幾代的人。為保衛祖國，浴血奮戰，生命置之度外；甚至在被奸臣迫害置於死地的時候，也不允許家將及部下反抗，歷史留下的只是一曲悲歌。岳飛的信仰是什麼？忠於朝廷、忠於國家、忠於民族。這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應該是無可挑剔的。而岳飛的三個“忠於”，拿到現代來說也是干國忠良。這樣的故事不但古代有，我們的文革不也有這樣的冤屈和相似的例證嗎？這種忠於算否“愚忠”？如果是的話，其信仰還真需要“愚忠”，“愚忠”總比“奸忠”強。
上段時間看了《忠誠與背叛》的影片，覺得很有啟示。讓我們又一次溫席了無數革命志士為共產黨人的信仰，而英勇鬥爭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他們在敵人槍口下、在嚴刑拷打面前，用生命履行在黨旗下的莊嚴的誓言。他們用鋼鐵的意志、不屈的堅守，淋漓的鮮血，純潔的靈魂點燃了迎接新中國曙光的火炬。這種忠誠，是鐵了心的忠誠，是死了心的忠誠，源自於對革命必勝的信念，源自於對共產主義理想崇高的信仰，源自共產黨人高尚的情懷和堅毅的品格。這種忠誠是“愚忠”嗎？回答只能這樣說：我們的事業不但過去需要這種“愚忠”，現在需要這種“愚忠”，而將來還最需要這種“愚忠”。
有一句古話，叫作忠者，德之正也。惟正己可以化人，故正心所以修身乃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盡忠者，必能發揮出最大的智慧和才幹，因為公生明，偏則暗。在當今的社會上，盡忠確實是做人的根本。正如曾子所說：為人謀而不忠乎？如果能效法曾子每日反省的功夫，察照每日自己的“忠誠”程度。其實忠誠，遍布社會每個角落。一個民族如此，一個社會如此，連一個家庭也是如此。如果沒有忠誠，夫妻也是貌和心不和，妻找小二，夫找小三，說不上幾天家庭就難能維持下去。
一個社會，忠是靈魂。我們都看過電視劇《知青》，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是一種大時代的現象。即使是在那狂熱的年代，追求上進、忠於信仰仍是他們的主題歌。梁曉聲筆下的這群年青人，在極左的大潮中，無論自己受多大苦、遭多大難，憋着多大委屈，還都堅持向上，靠近組織，艱苦奮鬥，因為心中有一個信仰支撐着他們，要說“愚忠”他們應定為典型代表，但他們的英雄事迹照樣可歌可泣、驚天地、動鬼神，體現出讓人奮進、感情濃厚的美好情愫。
信仰是需要“愚忠”的，沒有鐵的忠誠，革命就不能勝利；沒有鐵的“忠誠”，國家就不能強盛。但我們所說的“愚忠”，是智慧的“忠誠”，不是那種混混漿漿的、不知一二的、俊的乎吃的“忠誠”。在信仰定位后要死保死守，拿到什麼時代都需這種“愚忠”精神的。
到此，我的反動全部“忠誠”地曬了出來，請大傢伙批評就是了，但還要強調一點：我要“忠誠”地接受。
201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