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要面臨無數的門，但是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門都打開。
第一次領教“門”，是因為身份。學校畢業，我到一家企業入職。大領導是天水人，頗為愛才。其時，單位的宣傳崗位正在選人，我也正好在小報上陸續發表文章，因而頗有些看好我，將我先借調到廠辦室。但當時主管宣傳的領導卻堅決不同意，理由是我的身份只是技校生。後來，我終於知道，原來在我之前，人家們早就選好了要進的人。
在不尷不尬的懸在半空的日子裡，我突然對身份感起了興趣。查閱資料。發現最早用來甄別身份的證件，出現在唐貞觀年代，《新唐書車服志》曰：“附身魚符者，以名貴賤，應召命。”是說當時的李世民已經開始給官員們頒發“魚符”，以證明他們的身份，便於應召時出入宮門驗證所用，其製作材料與官銜大小有直接聯繫。凡親王和三品以上官員，魚符均用黃金鑄制；五品以上官員，魚符為銀質；六品以下官員，魚符則為銅質。且五品以上官員還備有存放魚符的專用“魚袋”。唐朝是我國歷史上最為開放的朝代，尚且在一個身份證製作上如此等級森嚴，可見“身份”的不可逾越性。我為此苦悶了好久。甚至有些怨恨父母，出身貧賤也就罷了，還不讓我繼續讀書，去改變自己的身份。好在後來有了轉機，我在中央級大報上發表了兩篇文章，加上大領導的鼎力相助，身份最終被模糊。
但第二次領教“門”，事情就遠沒有這樣簡單了。1997年，偏執的父母和單位幹上了。因為和父親是一個單位，我就成了單位用來制約父母的籌碼。但父母根本不領這個情，竟逾越了法律的黃線。其時，我還什麼都不知情，仍鞠躬盡瘁在自己的事業和信仰里。後來，一個阿姨悄悄告訴我，我成了單位的審查對象，我很是訝異，怎麼也不相信社會主義的天空里會有株連九族。但事實容不得你逃避，時間不久，我就成了被專政的對象。每個休息日，我都被勒令到單位學習。抱着孩子，我孤零零的坐在硬板凳上，學着那些早已爛熟的政策，我的心充滿了茫然，不停的問自己：“這就是我苦苦追求的信仰嗎？”我不願意就這樣熬下去，跑去找主管的領導申辯，對方慈模笑樣：“不會，絕對不會，我們絕不會株連。”轉過身又問：“你看這樣，你去做做你父母的工作。”我很願意做父母的工作，可，他們連法律都不放在眼裡，又怎肯為我羈絆？
那是秋天，我清楚的記得。我工作了六年的那座小樓正在瑟風裡。那天，我和主管的領導對峙在小樓外面的樓道上。他站在樓梯上面的平台上，太陽從他背後拉下一道暗長的陰影。我看不清他的臉，只聽到一個氣急敗壞的聲音，責罵、憤怒，還有憎恨，他憎恨我父母會影響他的前途，憎恨我沒有用親情將父母牢牢的摁住。我站在樓下，仰望着樓上那一團暗影，怯怯的為自己辯解着，心中充滿不解和怨恨，怨恨對方的不講理，怨恨對方的獨裁霸道。這個秋天後，原先看好我的老領導被調整，新領導上台，我借調離開了付出自己無數心血的單位，以為事情就此了結。但更大的災難等着我，次年秋天，我突然被責令回去，並美其名曰：“不知道誰同意我借調，不既往而究就不錯了。”我失笑，回去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沒有人同意就借調”？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借口？後面又是一道什麼樣的門，門裡到底有怎樣的勾當？
《論語·雍也》云：“誰能出不由戶？”這道門，我終於也沒有推開。但怨恨卻一直是牢牢的壓在心底，即怨恨當年那個領導的昏庸，又怨恨父母的無情，更怨恨自己身後沒有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樹。以至於後來另外一個領導邀請我調回去，我一口拒絕，理由只有一個：“我不願意見到某某的嘴臉。”整整五年，門，像一個發酵怨恨的大缸，因為自己的不出來，沒來由的，生活所有的美好都被七七八八的拽進去，一起釀成一鍋變質的湯。
後來，讀到一篇邁克爾。桑德爾《兄弟的守護者》，是關於門內門外選擇的故事。第一個故事是說一對"伯格兄弟"。比爾和威蒂是好兄弟。弟弟比爾努力學習獲得了法學學位，並最終成為馬薩諸塞州的校長。哥哥威蒂中學就輟學，早早的偷雞摸狗，進了監獄，並成為波士頓“冬山幫”犯罪團伙的領袖。為免遭逮捕，威蒂1995年潛逃，至今仍硝煙法外。比爾和威蒂通話，並拒絕協助警方調查。在聯邦檢察官向他施壓，要求他提供哥哥威蒂的消息時，比爾這樣回答：“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對哥哥的忠誠要大於對人民的忠誠……但我希望自己永遠都不要對那些反對他的人有所幫助……我沒有義務幫助任何人去抓他。”接下來的結果就有了些趣味，人們對比爾對兄弟之情的忠誠充滿了敬佩，比爾也沒有因為阻礙調查而被訴諸法律，日子仍然進行着。第二個故事說的是46歲的社會工作者戴維和他的哥哥泰德。泰德54歲，是哈佛培養出來的數學家。他製造了一系列包裹炸彈案，導致3人死亡，23人受傷。為此，當局一直在搜尋這位炸彈客，但因為泰德隱蔽的好，整整17年，一無所獲。直到戴維從一份“炸彈客”的宣言中發現這是他的哥哥。經過一系列痛苦的掙扎后，戴維於19996年向政府告了密。泰德被抓，被判死刑。為此，戴維陷入了人新一輪痛苦的煎熬，因為當初檢察官向他承諾，泰德不會被判處死刑。泰德為此不願原諒弟弟，並稱其為“另一個猶大”。後來，戴維多方爭取，取消了哥哥的死刑，換之以終身監禁。而他，成為反死刑組織的一員，並背上了終身的煎熬。在這兩個故事裡，主人公每人都面對了一次選擇，門內是對親情的忠誠，門外是對社會的維護，但選擇讓他們陷入了終身的道德困境。所以，當“門”成為一種選擇時，我們不能輕易的評判他們，因為這兩者對我們所有的人來說都同樣沉重。
心門難啟，是因為你找不到那扇門——所以，我們所做的，只能是嘗試去理解，去放下怨恨或者內疚，讓陽光從門縫灑進來。現在，我想，再碰到當年那位領導，我會真誠的問一聲，你還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