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天已經很熱了，可能是六月初，班主任王老師對我們說，同學們三年同窗，三年風雨。今天大家最後一次坐在一起，開最後一次班會。今後要想再聚在這間教室里，可就難於上青天了。同學們談談今後吧······。我們明白了，這最後一次班會是讓同學們對高考的結果——考上和考不上大學——要“一顆紅心，兩套準備”。
想考大學的同學多。葉同學極富抽象能力，酷愛數學，希望進大學數學系。張同學想當醫生，要考醫學院校。雖然都願多學專業知識，但有把握考上理想院校和專業的不多。此“不多”者，須滿足兩個要求：政治條件好；學習較好。當時是先報志願后高考，多數學生對高考結果並無多大把握。也有自感考上考不上大學關係不大的：反正城市知識青年都給安排工作，上不成大學就工作，怕什麽。——當然還是考上好。這些準備參加高考的，都說自己已有“一顆紅心，兩套準備”了，但究竟“準備”得怎樣，還得看高考之後。
觀棋比下棋輕鬆，因為觀者在局外，局不關己。最後的班會上就有“局外”“觀者”。那年召跳傘員，我班兩同學竟幸運入選。他們的發言，豪壯里充溢着榮幸與歡欣。
肖同學的話，我印象極深。他說，他家工人多，是個工人之家，父親、叔、伯他們還都是地道的產業工人。“我不考大學。我覺得進工廠也很好。我就想當個工人——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人。”我的“印象極深”，其實是候來的回憶印象，當時並不覺得他特異。工農兵學商，工為首，屬領導階級，社會地位高。夠七級、八級工標準的工人師傅受人尊敬，收入也好。官職也不過是一種“職”，一種工作，並不特別為時人艷羨，考上大學又有什麽了不起？況且大學畢業即成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對象。有位工人講過一句白話經典：“現在給自己幹活，還能偷懶嗎？”另一句經典是“以廠為家”。這是當年中國工人的處境和精神。
班裡另有一個數目極少的人群——家庭成分高的同學。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從諳事起就生活在出身的陰影里：年齡漸長，陰影漸濃，言行漸慎，自卑漸重，直到“文革”亂后，再到“撥亂返正”，陰影才散去。雖然他們對突放的光明還不適應，但那驚喜之情，感恩之心可想而知，正象屯積之水衝出大開的閘門，匯入大河，滔滔滾滾，激涌遠去了。這是后話，在那最後的班會上，他們聽多說少，出言謹慎，四平八穩。他們不僅對考大學，更對個人前程憂心重重。
人們不憂經濟：幹活就有飯吃，一般都有活干。農家子女、城市貧民子弟上學、參軍、進工廠，都有機會改變自身乃至家庭的經濟、社會地位。但憂政治：“運動”就要整人，時有政治運動。於是有整人者和被整者。前者可能飛黃騰達，後者必然身敗名裂。兩者都可能改變自身乃至家庭的經濟、社會地位。“三年風雨”，耳聞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親歷了一九五八年的“整團”。“三十而立”嗎？經歷過“整團”的團員們怕已經提前“而立”了。對我們這些青年來說，雖然前路陌生而修遠，但都願踏上去，朝前走，真正“走向生活”，走進生活，正如鳥兒不知飛起來會怎樣，卻都要飛一樣。
記得那時高中語文分為漢語和文學兩門課。文學課按中國文學史選編教材，頭一課就是“關關雎鳩”。班主任王老師教文學課，從高一教我們到高三，又到今天，送我們畢業。他告訴過我們，他曾是研究古漢語的，所以教古代文學較得心應手，教時文則功力稍差，必須更用功。敢於向自己的學生道出自己的不足者，在極重師道尊嚴的當時是少見的。可見王老師的坦誠、勇氣和師生互信。最後一次班會上，王老師送每位同學一個書籤。書籤系一綵線，正面彩印畫，背面為王老師簽名的勵志語。給每人寫的勉語都有針對性，書寫着王老師的又一番心血。這是教誨我們三年的班主任老師對我們最後一次教誨。給我的書籤後來失於“文革”之亂，但書籤後面的話我仍記得。每憶及此，似乎又看見王老師正兩手據案講課，又聽見他講課時帶四川口音的普通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