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武
人生的道路是漫長的。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上，人人都有坎坷的經歷，不幸的遭遇。而那些坎坷的經歷和不幸的遭遇，恰似漫長人生道路上的一個個驛站，往往布滿了一個人艱辛攀爬的深深足印，灑落了一個人跨越重重難關時點點滴滴的汗水和零零星星的心酸淚。很值得人們去細細地品位，認真地總結，反覆地思考。
我出生在祁連山腳下洪水河畔的上柴村，由於王姓是大戶，人們習慣上稱之為王家莊子。在我幼小的記憶里，我爺爺和一位小奶奶是地主分子。“文化大革命”那年月，她們往往是在平時干最臟最苦的活，在開群眾大會時是被立在主席台上遭人們批鬥唾罵的對象。而她們的子子孫孫，也就是理所當然的地主狗崽子。正因如此，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一頂“地主分子”的帽子，猶如一頂極度沉重的難以卸下的鐵紗帽一樣，牢牢地扣在你的頭上。無論你走到哪裡，無論你如何奮鬥，怎樣掙扎，都擺脫不了它給你帶來的沉重災難，無法改變你任人欺侮、任人咒罵、任人驅使的不公正的命運。
我爺爺是清末廩生，地道的讀書人。民國時和他的父親捐出家裡多年集聚的錢糧物資摺合資金三萬圓建修了上柴村最早的學校——-鹿上號保第二國民學校。當時的民樂縣政府縣長張聲偉為這一善舉專門樹立了一塊“鹿上號保第二國民學校建修紀念碑”以褒揚起功德。他先後在金山書院（洪水小學）、五聖宮等學校教過書，擔任過民樂建縣以來的第一任督學。但就是這樣一位十足的教書先生在解放後土改時也給戴上了一頂地主分子的鐵紗帽。從此後，本來是培養過高足的教書匠就再也沒有進過學堂，更不用說執教、傳道、授業、解惑了。他本來寫得一手好書法，但由於鐵紗帽的緣故，只好是老牛追兔子——-有勁使不上。不要說是展示多高的藝術才華，甚至就連給自家門上寫對聯的自由和權力也不得不廢棄掉。記得有一年過春節，我們家大門上對聯的橫額寫得是毛主席語錄中的“提高警惕”四個字，當時就招致駐村工作組同志的責難和批判。他們牽強附會地說什麼：“地主分子提高警惕到底想幹什麼？是不是企圖要反攻倒算？”無可奈何的爺爺只好自己把自己臭罵一頓以表示悔改，並主動摘除了“提高警惕”的門額。解放后至十一屆三中全會時的二十多年間，我爺爺所寫的只好是一份接一份的檢討書和決心書。他不僅要把自己的檢討書和決心書寫得工工整整，還要把不識字的小奶奶的檢討書和決心書代寫得工工整整，以此來表明自己接受教育改造的誠懇態度。
一提起勞動改造來，那簡直是秀才遇了兵——-有理說不清。平時勞動干最臟最累的活本也算不上什麼艱辛。就是老天下雨下雪，過年頭節日，冬季農閑時，廣大貧下中農家庭們都在睡大頭覺、諞閑傳、玩牛九牌，唯有地主分子們在馬不停蹄地使東不敢往西地乾著永遠干不完的活事。爺爺奶奶們不但要把莊戶大院里的院落打掃乾淨，把垃圾和積雪清理掉，還要冒着嚴寒帶上工具到大隊辦公場地去把大隊辦公室及院落里的垃圾和積雪清理乾淨。大隊里所有抹煤塊、掏廁所、春種秋收等一應俱全的農活臟活都是地主分子們任勞任怨地盡義務完成的。更有甚者，就連義務勞動時遭受的工傷事故也是無人過問，無人關心，無人救治，更談不上公家給報銷幾個醫藥費醫治傷痛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洪水公社要遷新址，我爺爺六十多歲了照例是做義務工的挑重擔的勞動力。有一天，他在推架子車時，冷不防讓閃勁過猛的車轅條搗在了胸膛上，霎時就口土鮮血，體力難支。實在無法支撐了才請假到醫院檢查治療，醫生檢查的結果是肺子破裂，急需住院治療，才逃脫了暫時的勞動改造。治療費花了一大堆，也只好有親戚幫忙來解決，公家不但沒給一分錢，就連起碼的關心和問候都沒有恩賜過。同樣是七十年代中期，上柴學校要遷新址，我們的小奶奶已是六十多歲的小腳老太婆了。有一天就在義務給學校埋頭刮椽子時，數十條檁條和椽子倒下來無情地壓在了他瘦弱的身軀上，疼得哀號不止。等一塊兒幹活的“分子”們把壓在她身上的木材移動開時，她已經渾身哆嗦成一堆了，大隊領導只好安排“分子”們用架子車送到了家徒四壁的窮窩裡，算是有了個交待。后經醫生檢查，她已是腰椎砸斷下肢癱瘓的廢人了。家裡窮得無法醫治，大隊學校又不給一分錢，只好忍着劇痛和心酸在病榻上艱難地度過了極其寒傖極其可憐的五六年，抱憾終生地鬱悶而謝世了。她在臨死前雖然看到了改革開放政策給地主分子們帶來的新的曙光，但她卻終生都沒有運氣安享過一天清福。
按照常理來說，一個人身體上遭受一定的勞累和病痛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能夠接受和容忍的。而扭曲的社會歷史給地主分子們及其徒子徒孫們在心理上造成的壓力打擊以及種種不公正的社會待遇所帶來的心靈上的傷痛，卻是難以熨平、難以抹去的。尤其是將一顆善良真摯之心掏給別人反而遭到別人的攻擊和誹謗，這樣的折磨既令人尷尬無奈，又令人羞愧得無地自容。就在那年月，我爺爺的一個遠房堂弟是大隊里的貧協主席，家裡窮得的確是叮噹響。他自身沒文化，較愚鈍，缺乏主見，閑暇時便會到我爺爺家裡喧謊聊天，自然少不了要在我爺爺家裡抽煙吃飯。這本來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的。但後來不知什麼原因，他貧協主席的烏紗帽不明不白地自行不了了之。也許是受了某些別有用心之人的教唆的緣故吧，就在我爺爺被立在主席台上過堂挨斗時，這個掉了貧協主席烏紗帽的堂弟打得最狠斗得最凶，說什麼由於受了我爺爺的拉攏腐蝕才使他丟了貧協主席的烏紗帽。面對這樣的愚人所做的如此的愚事，你就是頭上長有千張嘴也是無法辯解得清楚的。作為一名拿出家產三萬圓為村上建修了學校並親自執過教鞭的我爺爺，理應受到莊戶人的尊敬和崇拜的。但就在那年月，爺爺卻遭受到了他學生的毆打和唾罵。據人們說，在我爺爺每次挨批鬥時，一位姓張的學生除了給我爺爺戴高帽子，打鬥外，還往爺爺身上抹糨子，吐唾液，打鬥得最狠毒，辱罵得最厲害。他給我爺爺心理上造成的創傷，就在我爺爺臨死時都沒有忘卻過，不肯原諒過。當時的生產隊大力號召積肥運動，每到冬季農閑時，家家戶戶都要把平時起早貪黑撿拾到的牲畜糞便用岌岌筐運到肥料場地交納，論斤數多少掙到應得的勞動工分。由於是滴水成冰的季節，部分貧農家庭所交納的積肥大都是冰塊多糞便少，但負責收集的生產隊長絲毫不敢說一句抱怨的話。而我爺爺所交納的肥料幾乎是純正乾淨的，很少有凍結成塊的。儘管如此，仍然會招致生產隊長無中生有的責難，說什麼潑了水了，凍成冰塊了。無論你幹上多好，他們總要找一些借口挑一點毛病來數落你，責難你。
爺爺們遭受的磨難是如此,我的父輩們和年歲大一些的哥們同樣遭受過那些不公正的待遇。一個伯父本來是民樂縣的首屆大學畢業生,最早在民樂一中教書,文革時由於成分不好被劃成右派分子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平反昭雪,重新走上杏壇執教,干到了光榮退休,算是度過了幸福的晚年。一個叔父大學畢業後由於成分不好而沒有敢回老家,只好遠走玉門教書,無論是教學水平,還是書法藝術才能,在玉門都是頂呱呱的。但就因成分不好,身材高大一表人才的叔父照樣找不到合適的對象。他曾經教過的一名學生非常崇拜他,死活要嫁給他,但最終遭到她父母棒打鴛鴦的不幸,我父叔年齡混得老大不小了還成不了家。直到跨越不惑之年了,才與一個死了丈夫的小學教師成家過日月。由於二人性格不和,加之文革時遭受過的不公正的折磨,就在其桃李滿天下,書法藝術如日中天的英年,身患肝硬化而過早地謝世了。一位叔父天生性格倔強,不願忍受過多的責難,動輒就與調工的生產隊長頂牛,隔三岔五便招致隊長的詛咒和臭罵。悲憤和鬱悶實在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感覺到自身的前程暗淡無光之後,便大着膽子犯了一次不可饒恕的錯誤,案發後便被公安局逮捕法辦,遣送到一個石膏礦接受勞動改造。值得慶幸的是,他自身有文化,新技術接受消化快,改造時間不長便成了礦上的挖掘機操作能手,贏得了管教部門的厚愛和重用。因立功而減刑,刑滿釋放后就被礦管委留下錄用為正式的技術工人,才算是自己苦難的人生有了新的轉機,歲數老大不小了還找了一位年輕有文化的姑娘成家過日月,並在工作崗位上享受到了副科級待遇,直至光榮退休。如此幸運的結局,實乃不幸之中的大幸。說實在話,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假如沒有這一個灰暗的不同尋常的小插曲,那麼他滯留在不成體統的極其貧窮的地主家庭中,他只能是光棍一條,枉活一世,哪有什麼順心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可言？因為和他年齡差不多一直生活在農村地主家庭里的其他兩位一輩子打光棍的叔父的不幸命運，就是活生生的見證。由於是地主狗崽子,我的年齡相仿的兩個叔父和兩個兄長在學校里害怕因由嘴胡說而招致意想不到的災難,就不得不中途輟學回家務農。因為當時其中的一位兄長鬍說什麼：“列寧的頭像與本隊鄭老三的光頭有點像。”就這麼一句有口無心的話語,經好事的學生告到學校領導那裡時，也沒有逃脫學校師生的批鬥。在這樣不正常的環境氛圍中,地主狗崽子還敢繼續好好學習嗎？剛過十四五歲的他們,便硬支撐着瘦弱的身體乾著與壯勞力同等數量而不同酬的農活,長年遠走他鄉建修公路,興修水庫,平田整地,調到哪裡就干到哪裡,絲毫不敢違背調工隊長的調遣。儘管如此,當生產隊長調不動貧下中農的勞動力時,動輒也要罵上幾聲“地主家的這伙壞蛋”才能罷休。他們早已到了結婚成家的年齡了,許多農村姑娘大都看準了,但其家人就是嫌棄地主成分高而不願意把自己的閨女許配過來,差一點都打了光棍。幸好政策好轉了,他們才搭上了婚姻自由成家立業的末班車。
人的出身是無法選擇的。就出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我來說,同樣飽嘗了地主狗崽子的辛酸和不公正的待遇。小時候,我原本就不清楚“地主“這個概念是咋回是？更搞不清自己怎麼就糊裡糊塗地出生在了“地主”這個倒霉的破家？但隨着歲月的流失,年齡的增長,加之地主狗崽子要時不時地遭受眾人的嘲笑和謾罵,才深深感到“地主”一詞降臨到自己幼小的心靈深處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而且老是感到自己就是實實在在地低人一等。轉眼間已到了上學年齡,每當開校報到時,老師就要問自己的出身成分,我就不由自主地將頭耷拉得低低的,不敢正眼看一眼老師。“地主”一詞似乎是從自己的口中有氣無力地擠出來,老師幾乎聽不清楚,甚至要問兩三遍我才能將“地主”二字勉強說清楚。當時那個窘迫狀,簡直是要多難看就有多難看。到了第二學期開學報到時,我是多麼希望老師不問我的成分就把“地主”二字寫在報到冊上。但就這樣可憐的一點希望也是很難得到實現,自己的窘迫狀和難堪樣與第一次報到時沒有什麼兩樣。而最讓我難以承受的是我爺爺和小奶奶在台上佝僂着身子挨批鬥而我們學生在台下坐着受教育的那一種不光彩的場面。每當我的爺爺和小奶奶等“分子們”佝僂着腰耷拉着頭被立在台上挨批鬥時,全校學生的眼光幾乎都聚焦在了我的臉上,而我童真般的鑲着紅太陽的臉蛋頓時就覺得暗淡無光了,狼狽得幾乎要把頭耷拉到兩股之間,恨不得找一個老鼠洞一下子擠進去了事。而且這樣難堪的場面每學年都要經受兩三次。由於出身的不好,地位的不平等,熏陶得我在校期間是膽小如鼠,幾乎不敢和其他同學吵口打架,即或是偶爾與人吵了打了,讓老師評理十有八九是自己沒理。偶爾不小心幹上一點點壞事,老師批評時總忘不了要罵上一聲“地主家的壞蛋”。記得三年級時,從上海插隊來的一位女知青給我們上音樂課,有一天上課時,我遊手好閒地把自己的板凳弄得‘‘咯吱咯吱”響,知青老師聽到后便很氣憤地走到我面前順頭將我打了兩個巴掌,並立起來受訓,弄得我當場含淚哽咽,面紅耳赤。當得知我是地主狗崽子時,她訓斥得更凶了,甚至說：“我說你怎麼這麼搗蛋,原來才是個地主娃。”在她看來,地主娃天生就是搗蛋鬼,小小就不是好東西。這一深刻的教訓,在我幼小的心靈深處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迹,也許到了自己有朝一日魂不附體時也很難忘記吧。因着這“地主”二字，自己在學校加入紅衛兵都要比其他同學遲幾年,至於享受微薄的不到五圓的助學金也沒有希望,只好失之交臂。由於幼小心靈上烙下的難以熨平的傷痕,自己加入共青團也是上了大學的事,甚至在共產黨的大門前徘徊了十多年才鼓足勇氣投入到了黨的懷抱。追求人格上的平等,不啻是一種原則,更是一種力量。高考制度的恢復,給了我追求人格平等的機會與激情。經過艱辛努力,終於圓了自己的大學夢,雖然運氣不好,原本能上本科的我卻上了個專科,但老師鼓勵說“烏鴉飛得再低也比雞兒飛得高。”也就只好認命了。關於這一情節,在《令我悲喜交集的高考》一文中另有交代。值得欣慰的是，在上大學時由於學習刻苦，成績優良，自己不但拿到了獎學金，而且當上了三好學生。過去苦苦追求的榮譽和實惠，在上大學時都尾隨而來，如願以償了。
光陰如白駒過隙，人生苦短，往事如煙。彈指一揮間，自己已越過了不惑之年。每當回憶起昔日苦辣酸甜的艱難歲月，聯想到社會時事的滄桑巨變和宦海沉浮的動蕩不安，深深感到逝去的歷史既顯得滑稽可笑而又是多麼地遵循人們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時易事移，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左右得了的。一味地責怪不正常的歷史，只能顯示自己的愚昧無知。責怪古人，更暴露了自身的極其渺小和微不足道。歷史原本就是讓人們任意打扮的女人，何是何非，在短時間內很難有一個確切的定論。怪就怪自己命運多桀生不逢時。儘管人的出身無法選擇，但人生之路卻是可以選擇的。我們不能改變人生的起點，但可以改變人生的終點。做不了星星，就先做一盞蠟燭。長不成參天大樹，就先當一棵生機勃勃的小草。在今天這個喧嘩的世界中，自己雖然做不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偉業來，但可以精心呵護心中的那塊綠，那就少一點冷漠，少一點慾望，多一點溫暖，多一點關愛吧。因為心田的土壤始終是鬆軟的，潮濕的。
作者：甘肅省作協會員，甘肅省雜文學會會員
地址：甘肅省民樂縣文聯
郵編：734500
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