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君到B城來探訪我們一干老同學。臨別時，說好一起送Y君的幾位朋友臨時發來信息，大體說因為各種事務繁忙不能前來了。送走了Y君，遙想古人送別時的一份雅緻，不由生出一些感慨：曾幾何時，“送別”於今人倒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今人的生活不缺少送別的場景，只是當今社會通訊發達，世界愈變愈小，今天剛送別完某位故人，或許隔不了多久大家又見面了。那昨天還化不開的依依惜別之情，明天卻不知何處安放。古人別離時要互訴衷腸，不知“悠悠洛陽道，此會在何年？”今天或許只消一個電話，一條短信，就可以了解彼此的境況了。如此說來，送別倒是顯得有些“俗”氣，成為一套俗人間的禮節。正如梁實秋先生在《送行》一文中說：“在現代人的生活里，送行是和拜壽送殯等等一樣的成為應酬的禮節之一。”
有時候，“俗禮”也能引出“詩心”。 “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友人離去，前路漫漫，為友人擔憂的同時，也觸動了詩人無限的遐想。即使沒有具體的某位友人作為送別方，詩人也能找到訴說對象。如徐志摩的名篇《再別康橋》，即是讓康橋作為詩人離開的見證。關於自身的離愁別緒寫得多了，難免顯出有些拘於小我的局限。但詩人總有辦法，杜甫寫了著名的“三別”詩，借個人的離愁寫出了一個時代的悲憤。古時候的官員告老還鄉，也要向皇帝和同僚們告別。“皇恩浩蕩賜生還，宮闕依然夢想間。”無奈中透露着些許慶幸。
大多數情況下，送別的預設場景大致如斯：被送的一方不願離去，而送客的一方也期望對方能夠留下來，怎奈客觀條件並不允許，雙方在傷懷的同時只能退而求其次，展望他日相聚。由於人生閱歷的不同，個人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對送別的感懷也是不太一樣的。小的時候，我因為對老師感到特別恐懼而不願上學，父親只好親自送我上學。每次到校門口，我與父親便有一番周旋，這便是我人生中最初始的關於送別的記憶。高中畢業后離家外出上學，離別時，充滿了“脫離束縛”的興奮，被送的一方想着快快離開，送別似乎也就不成立了。到了畢業季，自然也少不了一番送別，但在我的記憶中也都模糊了。再後來有了家庭，時常因為各種原因需要與家人暫時別離。分別時，彼此都想着對方將要失去自己的照顧，叨叨不停，反覆叮囑。牛郎與織女一年才見得上一回，只怕相見時敘舊的時間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話別上了。詩中說“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相見歡那比別離苦，詩人或許少一些設身處地的思考。
記得梁實秋先生有一篇《送別》的文章。其文章結尾說到：“我不願送人，亦不願人送我”。或許多情之人有時倒顯“薄情”。換做我，遇到不舍其離開的人，總是要送上一程，說一番“莫愁前路無知己”的話。送別作為一種儀式，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淡化彼此的依賴。事實上，我也確實會創造條件，或者順道去某個城市拜訪昔日的好友。乍一見面，有時覺得久未謀面的好友確實發生了些許改變。但坐下來，杯箸之間，發現彼此原來還是當年的性情。送別，既不該是氛圍沉重的情景劇，也不該是交際場合一個程式化的環節。
隨着歷史的演進，送別的講究愈趨完備，不再局限於臨別的筵席和臨席的唱和，送別的對象也會因時作出相應的改變，不局限於與作者關係親近的某些具體的人。中國傳統社會中有“送瘟神”的古老習俗：“瘟神”作為被驅趕的對象，何至於“送”？大約是其中有“怕”的緣故，如同下級單位歡送視察結束的上級，尤其不能怠慢了禮數。“送瘟神”有一套完備的儀式，應該算得上是“禮送”了。“禮送”在中國歷史上也有各種翻新的花樣，如大家熟知的“禮送出境”。辛亥革命時，大清朝最後一任雲貴總督李經羲便是被雲南的軍人們“禮送出境”的。“禮送出境”的雙方彼此達成了某種默契，亦不失為一種處理矛盾的有效方法。如此送別，形式上雖顯得有些虛偽，卻也體現了前人行事的風度。我們的老祖宗也常常被請出來成為被送別的對象。送別的態度也由“溫情脈脈”變得有些“惡狠狠”了，恨不得將其驅趕到“歷史的垃圾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