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周圍的山上，教師節臨近，寒露一過，楓葉由綠漸黃，由黃漸紅，耀眼于山林中，年復一年，油然成為時令鄉間一景。從少年時代開始，我對此種情景，不知從何而來，便有一種莫名的敬意！
有一日，我兀兀發現，昔日慣見的楓葉，在蕭蕭中，遠距離覽目與近距離觀察，竟然還是有些不同……。
一
兩年前，我寫過一篇《關於同類的思考》的文稿，自以為那文字中真實的“述”，也是文字中理性的“作”，很引來一些業內朋友的同感。
試筆的愛好和生活的艱辛，不時的要給我出一些題目，我偶爾也會信筆便之，盡量能使自己可以在知黑守白中，感受經歷和體味生活。
“我們曾經選擇，但我們沒有拒絕。”這是我心儀的一位先生的詩句，它表達了我曾經有過的經歷：“繼學師範，遂奠教書匠之基夷！”（老舍語）我從心裡喜歡。
我幼時家貧，母親早逝，初中畢業后，儘管成績並不差，我還是放棄了直接讀高中，考大學的機會，選擇了供飯吃的師範學校。因為畢竟有一點勉強，拿到學校的錄取通知書時，我心裡沒有太多的欣喜；也因為畢竟是自己的一種選擇，心裡沒有太多的傷感。我自知自己的處境，終歸於平靜之後，我甚而還有些坦然慨然！
鎮寧民族師範學校，三面環山，環境幽靜；校園不大，綠樹成蔭。學生宿舍門前，有一股泉水涓涓流過，永遠是那樣讓人直視無礙，很有一點“為有源頭活水來”的象徵意義。
夕陽之下，“布達拉宮”似的琴房裡，送出的縷縷琴聲，頗覺是一種靜穆中的沐浴與洗禮。“苔花如米小，要學牡丹開”。於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學會了在不滿足中知足；學會在艱難中苦苦作舟，我學會了自尊與自信。
學校中，農村來的孩子多，容易做朋友。我們相互關心，相互激勵。生活上的艱苦，無法減去我們接近牛頓、伽里略的熱情，也無法阻礙我們穿越時空去面對屈原、李白……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晏陽初的精神實踐、無時不在蕩滌我的靈魂，鞭策我情願去為我未來的事業獻身。我時時用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話：“睡在這裡的，是一個愛自然和真理的人”提醒自己，鼓勵自己，不斷從古今中外先賢們的身上吸取養料。
我感謝貧困家庭給我的選擇，感謝母校留給我的這段美好的回憶！
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用無數生動感人的故事，讓人知道，教育的生命是“愛”，“愛”是通往天堂的路。沒有“愛”的教育，猶如市場上兜售的商品，買與賣之間只有一種利害關係，它使教育由此而負面得十分蒼白，十分空洞。
我是從普定馬場這塊泥土中走出來的農家孩子，我了解生活、耕耘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他們和他們的兒孫們都是教育缺乏公平，沒有機會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弱勢一群。因此農村學校更應該成為這“弱勢一群”家庭溫愛的延伸，更應該對這“弱勢一群”的學生，施以更多的關心與呵護。我深深知道這一切。
我忝列教席后，凡是我所任課的班級的學生，我都要對他們一一了解，從日常生活到家庭，從知識基礎到愛好……我都力爭儘可能把握，把心給我的學生；我巴不得用自己的真情，編織成一副溫馨的網罩着他們，讓他們切實感受到同一片藍天之下，有着一樣的溫熱。
我有早起的習慣。無論春夏秋冬，每天早晨，我都在六點以前去到學校，叫醒學生，讓他們早出舍門去見識大地；督促他們趁早晨的時光，多背一些課文，多記一些單詞。晚自習我要陪伴他們，到時間就催促他們息燈睡覺，將他們視如我的骨肉弟妹；我着實希望他們在每一次選拔考試中都成為優勝者：我要為他們建造一個可與城裡學生一試高低的平台。
我在意學生們的飯食和衣着，將他們一一看在眼裡，記在心頭。對於那些特別困難的學生，我會在食堂或家裡，對他們不時地添加或親自做幾樣菜，讓他們改善改善生活。見着那些在寒風中顫抖的學生，我心疼，我心疼，我不安，我甚至不惜在購物時向妻子報假帳，攢積些小錢，買些衣物送給他們。我總想設法為學生排憂解難，盡自己微薄的力量。
我不懈地要讓學生們知道“知識改變命運”的道理。我鼓勵學生自力，要他們永遠記住陶行知先生的話：“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父母，不算好漢！”成為“獨立不依的人，不比任何人卑微淺陋的人。”（陶行知語）從小培養自己有為天地立命的肝膽，有為個人立命的宏願，敢有“達民之情，遂民之欲，把天理與人慾打成一片”（同上）的決心，決不委於氣數！認定“世上沒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這才是生命的真蹄。
“父母是登天的梯，父母是拉車的牛”。人一生要記住國家和雙親的恩養。中國有名古話說：“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種地”，是非常有道理的。我要求我的學生要懂得用實際行動來回報國家，回報父母！
我明知“教書為業，甚難發財。”（老舍語）我依舊為我每天從事的工作感到欣慰，因為我知道我正在做一件我心安的事業！為此，我為《貴州教育報》寫過一篇《看似一無所有》的文稿，那全然是我純樸的顧盼與心聲。
二
我喜歡發現，當然更希望有所創造。教學之餘，喜歡做力所能及的教育調查。
從1993年2000年，我用了七年的節假日，對本縣及鄰縣的部分農村中小學（約八十餘所）進行了教育調查。我穿越了一百五十多個自然村寨，寫下了三百餘頁的調查筆記，內容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項工作使我對教育的眼光有所擴大，調查的視野已經超越了教育本身。我意識到，窮國辦教育不容易，窮地方辦教育就更難。我時時處於一種混沌中，我似乎又明白了一點“百年大計”於事於人的“兩難”。我開始思考不利“有效教育”環境的一些大問題：諸如缺乏依法治教公正，投入拮据，辦學條件差；師資總體水平不高，教材一律，偏難偏深，脫離現實農村實際；學校布局不盡合理，質量無法保證；入學兒童鞏固率低，女童輟學率高，文盲越掃越多；“讀書無用”又在抬頭；農民還是窮，不少農家依舊缺少活錢送孩子讀書……我想到了與教育有關的教育與經濟，教育與農村、農業、農民諸多問題，我的心常常浮躁得使我盡夜不能入眠。
農村學校恐怕是當今中國社會最小的事業單位了！然而在這裡“官本位”的市場仍然有。有的校長不必把學校看成是培養學生人文精神的凈士，工作只對上邊的某些“個人”負責。管理方式也全然按行政體系去運作，投“個人”所好，不屑於師生的任何述求。學校內部表面上以“和”為貴，實則工作不分優劣，成績不看大小，不獎勤，不罰懶，沒有是非。有人偷懶，少上課、不上課，居然成為一種“特權”。疏於管理，竟然養成了個別教師“工作無所謂，只要不遲到、不早退，工資照發，小酒照醉”的積習，他們常常在一種既定的空間中偷閑度日。
我調查過的學校普遍教學量質不高。有一個鄉，小學六年級的畢業考試，有900餘名學生參加。考試結果，語文、數學雙科紅分的，只有30餘人。語文、數學雙科合格的100餘人。語文、數學雙科總分在10分以下的，80餘人。數學一科在10分以下的，有270餘人。這樣的教學質量，怎叫人憂慮？
中國讀書人喜歡意氣用事，看不慣的總愛說、愛講，傻傻的還認為是“天下為己任”的表現。我是老愛犯這樣的毛病。2000年那個落葉的深秋里，開學已一個多月了，忽然一紙“因工作需要”的調令，把我調到夜郎湖岸邊一個偏僻的村校去，離開了那個讓我傾注了多年感情的學校。當時同我在一起上課的妻子總認為，這些調查是真正的罪魁禍首，背着我，把我7年來的心血付之一炬。我趕來時，只餘下一小堆灰燼和一些傷感的青煙。
我去那所村校報道的那天，天陰陰的，綿綿不絕地下着細雨。傍晚，學生走了，老師們也走了，校園裡靜極了，靜得連幾片梧桐葉掉在地上的聲音都出奇地清晰。那天夜裡，我平生第一次喝酒，也是平生第一次醉酒。夜深了，夜郎湖上起風了，我守着孤獨的微泛黃色的燈，作下了這首詞：
黃昏雨，夜郎岸，獨坐孤燈前，浪起空迴風聲殘，
憑窗人猶寒。
秋已盡，葉已落，滿目盡蕭索，豪情醉時杯已干，
今宵誰與伴。
此時，我才真正領悟到——-一個稍有思想的人，想要不躲避自己的責任，不違背自己的良心，苟且活在世上是多麼的艱難啊！
三
先生有情，我將永志先生於我的恩顧。
從小學到現在，我師承的先生有十幾位吧！印象鮮明的卻只有少數幾位，夢庵先生是其中一位。
夢庵先生（我姑且隱去先生的大名吧，夢庵先生不喜歡於他有堆推有嘉的文字）是我讀師專時，教我《唐宋文學》的老師。先生一生所有經歷都與教育這門職業有關，早年，先生在安順一中做語文教員；後來又去省城主編了三年貴州省中學語文教材（試用本）；回到學校，做了兩年的教導主任后，被調到地區教育局做教研工作。之後做局長，做校長。教育這一行的崗位，他幾乎都值守過。
先生雖然是師專一校之長，依然拔冗堅持上課，視自己如普通教師一名，沒有架子。先生講課備課認真，有成形的自己打印的講稿，而且必於課前發到學生手中。我們喜歡讀先生的講稿，每篇都像一篇優美的小散文。先生課堂上要講的內容，課前已得初步了解，再聽先生將講稿變成平常的說話，真是一種享受。先生講課語不雜陳，出嘴清新，深入淺出，近人平易，幾乎每節課都有信手拈來的、很隨意的錦詞麗句，使學生聽了有進心的高興。我們大家都很喜歡他。
我的姨父姨母，供職的學校在大山之中，是一所很偏僻、很偏僻的初級小學（農村叫“點校”）。先生做局長時，幾次到過那所學校，與我姨父姨母有很好的交情，早年我姨父姨母是“民辦教師”，每月工資收入微薄，先生對我姨父姨母等類常年辛勤工作在一線的“民辦教師”每每寄予深切同情。姨父姨母說：“局長肯說真話，舊社會做私塾教師，還有‘三茶九竽煙、斗米斤油鹽’伺候。而今民辦教師本來已經很微薄的幾十元工資，還不能按月發，真不應該啊！他在縣長的面前替我們說話。”
我讀過他寫的一篇名叫《土橋記事》的散文，那裡邊記述的是普定波玉河谷一個苗寨故事。那故事所反映的事實，有關於地域、民族、和宗教問題的思考。讀《土橋記事》，我似乎見着一個背影，在不遠的地方駐足，又在迷霧的茫然中失步。我細細地咀嚼着先生在他的文字中流露的情緒，我見着他與清貧的教師們的心之相遇！他覺得“這一群”往往被遺忘，就像那群山中的蕭蕭楓葉，有着可遠觀的可愛和近目的悲哀！
先生講課總是那樣的帶着感情。有一次他給我們講韓退之《師說》，由“師之所存，道之所存”說開，他大發感慨地說，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做校長時，曾經說過一個笑話：辦好學校，教師第一。……校長不可能同教師聯合打倒學生，校長也不可能同學生聯合打倒教師，唯獨只有教師可以同學生聯合打倒校長；可見，在學校“教師第一”、“教師為本”……先生轉述蔡孑民先生講述的故事時，他的眼神專註。
有一次他到我們班上聽一位張姓先生講魯迅。課後評課時，他坦言了自己對一個合格教師標準。他說：我以為，好教師標準主要有四條：第一，基礎紮實，傳授知識準確，不亂講；第二，思路明晰，口齒清楚，講話不羅嗦，不重繁；第三，教學方法多樣靈活，有的放矢，師生交流交流主動輕鬆；第四，知識面廣，用教材不是單純的照本宣科，用教材能舉一反三，會啟發學生觸類通旁。這於我們這些做教師的人，無疑是有好處的。我以為，先生無論是做教師，做局長，還是做校長，都是很能盡職盡責的。我時時感覺到先生對教育有一份很深的感情！
離開學校以後，我不時有信函問候先生。我的去信先生每信必回，並且常常在我回信中對我關懷備致，恩慈有加，這使我和妻兒都倍感溫暖。
這幾年每到年節臨近，我都要去拜候先生。我們圍爐向火，品茶說話，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沒有一點拘束，氣氛很隨和，讓人享受高雅，很有一種曼妙的感覺。每次我去看他，他都會給我推薦幾本就近出版的新書，並指導我閱讀，提示其中的要點；沒有新書時，我就乾脆從先生的書櫃中，取出幾本舊書帶回家慢慢品讀。
1997年夏天先生生過一場病。那場病給老人家留下了側身左肢上麻下冷的遺症，行動常常多有不便。2002年退休后，先生的生活，基本上是深居簡出，少去了一些無奈亦無意的應酬；每天只做他喜歡的四件事：上網、讀書、寫字、看電視。先生曾經告訴我：老年人的過去，青年人的將來，在沉思中其實都是一樣的！不同者，時間、空間矣！先生的坦然，完全不同於有些從“官場”上退下來的老人。
先生總是閑不下來的。繼《成功教育研究》、《唐宋文學解讀輯叢》、《東窗卯語》出版之後，他新近又整理出兩本舊著：一本是《清暑摭筆》、另一本是《夢庵詩篇》。我每次去看望先生，他坐椅旁邊的書桌上，總是有一摞不停更換的新書，無序地堆放在那裡；一旁還必有零散的“資料卡”頁和紅、黑兩色的鉛筆。我常常會情不自禁地去翻看，滿足我的好奇心。
……
應時而至的節日，說三道四的文字總是有的；或褒或貶，自由論談。舌耕之餘，總喜歡思之再三，將自己於生活的心得記下來，表露一點於人於事的言論……。
行筆至此，我習慣地離坐走近窗前，憑窗極目遠處的山林，泛紅的楓葉，依舊在清冷的蕭蕭之中，它們似乎不能有類於二月之花之美：因為，他們的葉片上，不僅殘留着霜跡，而且顏色也有些紅的慘淡！凄然中我以為，半隱半紫的朦朧的山峰，無礙於有楓葉也罷，無楓葉也罷；它如果沒有了那點點點綴，說不定反而會更顯得高遠靚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