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雜誌社佔了一棟小樓，外表看也不錯，但我一進去，從環境布置甚至桌椅的擺放上就看出了不對勁。”施先生描述他第一次進入那家雜誌社的感覺：編輯部的牆上密密麻麻貼滿了不知所云的標語牌，如“雜誌內容靠市場，雜誌廣告靠市場，雜誌發行靠市場”、“不要問我給了你多少，而是要問我能奉獻多少”云云。“簡直廢話，是個編輯都知道前面那條標語大寫‘市場’兩字完事，其餘語言全是多餘。”辦公桌被無縫拼接成兩大長條，沒見一張桌子之間設有擋板，零星散落的三台電腦使桌面更顯空曠。“整個辦公場所就像一個大車間，你能夠想象在桌前更適合坐着的該是縫紉女工。”
施先生說那條件並不是“艱苦”，而是“錯位”。“關鍵是那種感覺，已經讓你沒有了職業感覺。”相反，老闆辦公室卻很豪華，但桌上沒有電腦，因為“擺那沒用的東西太佔地兒”。“儘管老闆極力勸說，並誇大海口說高薪，但我最終還是沒有去。我的判斷是，老闆對這個行業缺少最基本的理解，肯定不會尊重行業最基本的規律。”
“有一個老闆進入文化產業，就是不缺錢，缺的只是人才。你開個價吧。”一位朋友挖角江先生。當搞清楚那個投資的老闆究竟是誰時，江先生不禁啞然失笑。就在半年前，江先生的另外一位朋友剛剛從那個老闆那裡辭職出來，還被拖欠了大筆的工資。當時，這個老闆拉他的朋友加盟時口氣大的不得了：“我最不缺的就是錢。大不了我還有那麼大攤子的實業。”江先生說，人在職場的一個經驗就是多方面打探一下老闆的人品，讓歷史告訴未來。當然，還有一點是當某個老闆說“我最不缺的就是錢”時，一定要當心，因為企業家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所以從某種角度說，他們應該永遠是“缺錢”的。即使真的不缺錢，對自己要做的事情，竟不談資金預算，怎麼可能呢？
李萍經人介紹欲到一家公司做財務，但當時看到老闆在財務室口述說誰誰開多少工資，財務記錄照辦。後來聽財務說，每月都是老闆寫條子說給誰發多少工資就發多少，一月一定。“據說沒有什麼依據，老闆隨意。我因此決定不去了。”千萬不要以為李萍說的是一家小公司，那可是一家在當地頗有名氣的民營企業。
“老闆們都是極具煽動性的，不然也做不到今天。所以，我有時候會觀察老闆周圍的人，從他們身上能夠判斷老闆的品位、為人、評判標準、企業文化等很多東西。”
“我不會進入對我說‘你先來吧，幹了再說’的公司。”
能夠繞開陷阱比掉入后再離開顯然損失要小得多。從避開陷阱的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標準，有些甚至因為“個性化”而十分可愛：“留平頭的老闆的公司我是不進的，因為他們做事往往會太生猛。”
更多時候，人們能夠給你提醒說“一定要先簽訂勞動合同”、“一定要進入大公司”等等。我們得承認，繫上法律這條安全帶乘車當然穩妥得多，但我們也必須面對現實：當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同時成為中國“特色”時，擁擠不堪的乘車人還敢向老闆要求安全帶嗎？並且，“大公司更保險”這個邏輯也並不保險：甚至從某首富公司里離職的高層們也從來沒有拿到過補償費，因為他們同樣“走得屈辱”——降薪、調職似乎已經成為必由之路。中國的大老闆難道還是小老闆心態？對這個問題，顯然不宜太樂觀。
“我的老闆還是香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總，但在這裡工作三年了，對於我們要簽合同的要求，聽到的只有兩個字‘等等’。”相信這種現象不能說不普遍。如果說能給我們安全感的公司少之又少，這就意味着大多數人事實上都沒有選擇。我們能做的就是在職場的風雨飄搖中不讓自己的腦袋進水，從而能盡量避免損失。因此，掌握逃離時機遠比拿着條條框框去衡量說哪些公司不能進要實際得多。
但同樣請千萬記住，在適當時機逃離的目的只是減少損失，它不能從根本上使我們的利益保障得到改善。所以，在進入新的狀態之後，也不要放棄自己的利益。“工資條也能作為勞動合同成立依據”等新規也正在使弱勢群體變得強硬——我們將來會從這種強硬中受益。人在職場，原則是——不惹事，也不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