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子決定腦子：清官的障眼法
中國文化最精彩處，莫過於一個“吃”字。從老子的“為腹不為目”始，肚子問題便一直是國家的頭等大事。
根據《周禮》的說法，當時的冢宰,也即後來的宰相，雖貴為百僚之長，其原始身份，其實只是王室的廚師長，所以他手下的屬官，儘是漿人、鹽人、醢人、庖人等司廚的角色。
陳平少年時，曾在鄉慶中主持過分割祭肉的工作。因為下手很有法度，父老們就交口稱讚他道：“好啊！陳家這小子真會操刀！”陳平的回答很見志向，他說：“假使我有機會治理天下，也會像分配祭肉一樣公道。”父老們就此認定他是塊當宰相的料子。後來發生的事證實了父老們的先見之明，陳家這小子，果然成為大漢朝的一代明相。（《史記·陳丞相世家》）
所以說宰豬、宰羊之“宰”與主宰天下之“宰”，至少在詞意上並無明確的區分，宰豬、宰羊是為一方百姓弄吃的，主宰天下是為天下人弄吃的，其根本都在於找飯吃。
因為“為腹不為目”，所以我們看問題，往往只見其口，不及其餘。就連人頭數的計算，也要以口為計量單位。計口授田，若翻譯成大白話，便是：根據吃飯的嘴巴來分配田地。
因為“為腹不為目”，所以我們看問題，皆可一吃以蔽之：被人佔了便宜，便是吃虧。受苦，便是吃苦。面子大，便是吃得開。面子不夠大，便是吃不開。
因為“為腹不為目”，所以“人情”二字後面，必得再綴上一個“味”字，才算形象。
因為“為腹不為目”，與人交往，必得以生熟來區分，才得從容。
因為“為腹不為目”，所以職業便成飯碗，丟了職便是砸了飯碗，穩當之職業便是鐵飯碗，肥差美缺便是金飯碗。如此一來，干哪個行當自然也就成了吃哪碗飯的了。
所謂的貪官污吏，不外乎這麼兩撥人，一是上文所提到的吃國家飯的，還有一類不說，大家也會明白，那就是吃百姓飯的。吃國家飯的，通常都會有一個寵大的利益共同體，如戶部的幹部職工和兩淮鹽政衙門的大小官吏。吃百姓飯的，較之枝連蔓牽的吃國家飯的行為，無疑要簡單得多，一般只會有甲、乙兩個互為依存的利害對頭。
當然還會有一撥人，是既吃國家飯，又吃百姓飯，鑒於手法上的雷同，就不專門介紹了。現在就專門來講一講那些吃百姓飯的傢伙。
桐城派的古文名家方苞，因為戴名世案被牽連入獄，關在刑部監獄。方苞是當時的大筆杆子，出獄后，寫了一篇文章，叫《獄中雜記》。
方苞筆下的那些吃牢飯的胥吏，吃技之高，實在令人瞠目。筆記里說，他們不但能從活人身上來錢，還能讓死人吐出錢來。
方苞剛入獄時，看到刑部監獄中囚犯眾多，非常奇怪國家級的監獄居然會人滿為患，便問曾經當過洪洞縣縣長的杜君，杜君告訴他：“刑部本身十四清吏司里那些喜歡多事的正、副滿漢郎官和底下的辦事員、典獄官、獄卒，都因為人關的越多越有好處，所以只要沾上一點邊就給千方百計地抓進來。人一進監獄，不問有罪無罪，照例先給戴上手銬、腳鐐，放進老監房，使你吃盡苦頭。在你吃不消的時候，他們就教你怎樣取保……再照你的家境狀況榨取錢財，由他們按比例派分。中等以上人家，都儘其所有出錢取保；差一點的人家，要想解下手銬、腳鐐搬到老監房外的板屋去住，費用也得幾十兩銀子；至於那些又窮又無依無靠的，就用手銬、腳鐐毫不客氣地伺候着，作為警示其他犯人的活樣板。”作者接下去說：
凡死刑，一經判決，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門外，派同党進去索取財物，這種斂財的方法，還有一個專門的術語，叫做斯羅。對有錢的死囚，要找他們的親屬講價。對沒錢的死囚，便當面直接來。如果判的是剮刑，便說：“答應我的條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話，四肢解盡，心還未死。”如果判的是絞刑，便說：“答應我的條件，絞一下便包斷氣。不然的話，絞你三次還須加用別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殺頭，才沒什麼可討價還價的，但是仍舊可以扣着腦袋不給死者家屬，達到敲詐的目的。
方苞筆下的那些獄吏，不啻是一個個披着合法外衣的綁匪，他們手中的人犯，活脫脫便是一個個任人宰割的“肉參”。在他們的淫威之下，小百姓求速死還得掏腰包，如不答應，他們有的是辦法讓你不得好死或死後身首異處。
因為胥吏們手裡擁有無上的權力，如方苞所說的“只要沾上一點邊就千方百計抓進來”的權力；“人一進監獄，不問有罪無罪，照例先給戴上手銬腳鐐，放進老監房，使你吃盡苦頭”的權力；“答應我的條件，便先刺心。不然四肢解盡，心還未死”的權力。上述種種權力，無法無據，卻事出有因；無影無蹤，卻能呼風喚雨，為禍人間。
刑部監獄的獄卒，同戶部的庫兵一樣，都是最基層的財富聚斂者。其作用，有如啃食泥巴的蝦米，獄卒們要靠向他的頂頭上司買缺和購買平安獲利。當然，在現實的操作過程中，獄卒們也有可能豢養出自己的下線——牢頭，從而使自己由食力（暴力）族變而為食權族。
張集馨在《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說，牢頭周鳴同逼奸女犯被獄吏姜淳偵知，周鳴同於是送給姜淳二百兩銀子，就不被追究。從此以後，周鳴同便成為姜淳的賺錢工具，由周鳴同拷逼囚犯，每次再給姜淳四十兩銀子的“規禮”。至案發時，獄吏姜淳前後共得贓銀四百餘兩。
有這麼一句話“衙門裡頭好修行”，這並不是說舊時的衙門是個適宜做好事的地方，實在是因為衙門裡吃人的道道太多太多。
只要那些口含天憲、手操王綱的傢伙肯有一念之慈，便可活人一命，成就一番功德，於是他們自然就成了小百姓眼裡救苦救難的活菩薩了。
刑部的獄卒同其代理人牢頭，是依仗暴力的加害能力斂財。暴力只能作用於具體的人和物，不若權力的無所不及。暴力僅有加害功能，權力則不然，權力既能加害亦能加惠，有權者，在加害的同時，又能適當地讓受害者獲得某種恩惠，這是純粹的施暴者所無法給予的，所以受害者往往只能忍氣吞聲。
文徵明的曾孫文秉所著的《烈皇小識》中便有這樣一個案例：崇禎十五年，江蘇和安徽兩省大旱，從春天到夏天未曾下過一滴雨，正是民不聊生的非常時期，而官吏們勒索如常，所有的知縣中尤以長州的葉承光最為嚴酷，借救災之名，勒索富戶，送禮的就免於攤派。
有朋友替葉承光擔憂，以為趕上天旱民蔽，他們這些當官的，縱是有如來佛的本領，也是無處下箸。其實，大可不必作杞人之憂，這中間的道理，正如葉知縣那句全無心肝的回話一樣——“幸好來了個荒年。”
當官吏們以賑災的名義，攤派到富戶頭上，要錢要米，正是所謂的責之所在，豈是能逃脫得了的？如果真要敢推脫，那麼，所有的髒水都會潑向推託的人，官吏們打着順應民意的幌子，自可堂而皇之地回過頭來吃大戶，如此一來，富戶們想不破財都難。要是不推脫，又不知道這會是怎麼樣的一個無底洞，還是免不了得破財。於是聰明的富戶除了捐點錢物做做樣子，便是用錢來取得官吏們的諒解。
在這裡，賑災無疑是官吏們的障眼法，藉機勒索才是他們的真實意圖，至於被勒索的富戶，不但不敢說，還得千方百計為官吏們遮瞞，因為這事要是傳出去，當官的固然倒霉，被勒索的富戶，也少不得再受災民們的一番聲討。這對富戶們來說，絕非好事，官吏們正是算準了這一切，才得以恣行無忌。
這原本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只是一層窗戶紙的事，這位姓葉的芝麻官大概是樂昏了頭，居然說溜了嘴，於是長州的百姓不肯了。
書中說，葉承光的話犯了眾怒，幾乎激發民變。蘇松巡撫黃希憲曲意庇護他，僅僅把他調離，還派標兵護送他出境。
黃希憲敢替葉知縣出頭，至少說明了這麼一個事實，即發災荒財的官吏絕不止葉知縣一個人。說不定這裡頭就有他黃大人的一份也未可知。
官吏們輕易不出手，一出手必定來錢。民間有一句俗話叫：一動絞車四兩油。說的是沒有油的潤滑，是無法駕馭又沉又重的絞車的。用這句來形容流行於官場的種種不正之風，可謂一語中的。
其實這障眼法，並沒有魔術一般使人迷惑的技巧，而是貌似真實的開誠布公，越是障人眼目之法，在內容上便越是無可指摘，在形式上也必定是慎之又慎。總之，越是無懈可擊，就越是能惑眾。所謂大私似公、大奸似忠就是這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