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看到了這幅照片，在讚歎這位記者的抓拍技術之餘，一個大大的疑問產生了：這位記者能夠抓拍到這幅景象，顯然早知那裡有沒了蓋的沙井，那麼，他為什麼不在沙井前設立警示標誌呢？要知道，上述的市民那樣摔下去一定摔得不輕，而且極有可能因為後面的車來不及剎住而產生交通事故！
答案顯而易見但引人深思——為了拍一張精彩的照片！
當記者得意洋洋的欣賞自己的傑作時，可曾想到過那為他當“免費模特”的市民也許正在痛苦呻吟？這一切他都已預見到並完全可以避免，但他卻讓其發生，僅僅為了一個自私的目的：一張精彩的新聞照片！
這是怎樣的職業道德！
幾天後，《羊城晚報》上也出現了一位和我們有相同想法的晚報讀者的文章以及那位記者的辯解。讀者的文章內容不必多說，記者的辯解才是關鍵。
那位記者振振有詞地稱，當時有一位市民告訴他路中間有一個沒了井蓋的沙井，他並不知道具體位置，出於職業本能，他架起了相機，而那位騎自行車的市民摔倒后，他立刻到附近的建築工地找了一個警示牌立在沙井前。
即使他真的不知沙井在何處，他完全可以用警示牌到積水中探測查找；知情的記者無法找出沙井的具體位置，而無辜的市民卻冒着生命的代價“輕易”地找到了；市民免費給他做“示範”動作，稍縱即逝，苦於找不到沙井具體位置的記者，卻能在剎那間架好相機，調整恰當的光圈和高倍速的快門，對好焦距，選好角度，拍下構圖精確——騰空而起的自行車主人正居畫面中央——的照片，我們不得不驚嘆，這位記者簡直就是閃電超人。
這是中國的記者，這是羊城的記者。
讓我們看看外國記者又是怎樣的吧！
他——英國記者迪克里*卡特，因一幅反映蘇丹大飢荒的新聞照片而榮獲普利策獎。這本是件值得慶幸的事，卻釀成悲劇——他自殺了。
1994年5月至6月，蘇丹遭遇百年未見的大旱，滴雨未下，不少土地都乾裂了。迪克里*卡特奉命到蘇丹採訪大飢荒的新聞。他發現一個絕好的場景：一隻專吃死屍的禿鷲目光貪婪地盯着因飢餓而瘦得皮包骨頭的蘇丹小女孩，等待她死去吃掉她。迪克里*卡特按動了相機的快門。這張題為《大飢荒》的一位照片公開發表后，他榮獲普利策獎。
照片引起很大爭議，許多讀者質問攝影者迪克里*卡特：“危難時刻為何不向小女孩伸出援助之手？記者的良心何在？”
當時蘇丹政府告知來蘇丹的外國記者不準接觸饑民，因為可能染上瘟疫。卡特拍完照后趕走了禿鷲，但這並不能使他藉以自慰。他眼前始終閃現小女孩飢餓與渴望救助的眼神，深深感到內疚和自責：“我沒有抱起那個面臨餓死的小女孩回家撫養，終生後悔與痛心。！”
他獲普利策獎后，父親罵他見死不救，是小人；妻子罵他沒人性，要離婚；女兒哭着說：“您自私！為了獲獎不惜以蘇丹小女孩的生命做代價，我不認您這個父親！”卡特無地自容，撕掉那張獲獎照片，於1994年7月27日自殺，時年33歲。
卡特做錯了什麼？造成蘇丹小女孩面臨餓死的不是他，他無法預見，也無法阻止這一切發生。拍完照，他趕走了禿鷲，沒有抱走女孩是因為蘇丹政府的要求。他做錯了什麼？他什麼也沒做錯。但是，他為他沒有做得更好而感到深深的愧疚和無地自容，最後選擇自殺來彌補自己的不足。
相比之下，我們的記者又如何呢？照片確實反映記者希望喚起有關部門對道路安全的關注、對生命的關愛，然而拍照片的行為本身卻與之背道而馳；面對良心的譴責，卻百般辯解，企圖用蒼白無力的借口掩飾自己愛心和良知的缺失。
我們在對比着中外記者的同時，也在對比着兩個社會。《大飢荒》發表后，不計其數的讀者透過這張照片看出了迪克里那幾乎不能稱為錯誤的錯誤，而且他們並沒把這當成一件小事，紛紛質問迪克里。而羊城記者的照片刊登后，只有一兩位市民來稿提出質疑。兩個城市居民的反映大相徑庭。
兩張照片，兩個城市，兩種反應，兩種結果。迪克里在巨大的壓力和自責中自殺的悲劇，社會應該反省，而我們記者的職業道德的缺失，更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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