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里有個文學社，我就一連寫了四篇散文投稿，居然全部發稿了，每一期都有我的文章。再加上我買了一輛殘疾人摩托車，一天到晚滿校跑，很快浙工大師生都知道我這個人了。
前面說過我在大學不得已轉了專業，學的是工業會計。但我實在是沒啥興趣，看看書，翻翻同學筆記都懂了，所以我基本沒去上課。
老師找上門來了，我只好答應期末每門課考80分以上。上工業會計成本核算，老師講一道題，說誰答對了，期末免考還給95分。叫了9個同學都答不上來，我主動舉手，很流利地解出了答案。到期末，我和老師都很守信。
我學的是工業會計，但我現在的工作是計算機信息管理，這也是好玩的事。我在大學不是不上課，是上別人的課。我跑到信息學院教室里上了一年課，最後老師嚇了一跳，他最好的學生竟然不是他的學生。
我上大一時是1997年，正是計算機登陸的時期，大家對計算機都充滿渴望。在杭州城北貨運站里有個洋垃圾場，我和一個同學進去花了一天時間，用國外淘汰的電子產品拼裝出一台電腦。當時那種配置的電腦市場價要賣一萬多塊錢呢，整幢學生樓都轟動了。
當時浙工大學生中只有3台計算機，我們這一台還是最好的。誰知這可害苦了我們，人來人往，寢室都快成市場了。我的聰明勁又上來了，在電腦上編了一個簡單程序，不在規定時間內玩遊戲，電腦就會顯示：鏈接文件出錯。那時還沒有多少人精通電腦，居然也蒙過去了。
從小到大，我心裡一點不覺得自己殘疾。我做任何事，都是和正常人比，大二時我就報名參加校學生會幹部競選。當著近百人的面演講，這對我真是個挑戰，但我有信心。競選成功后當了校學生會辦公室副主任，都快成了浙工大的名人了。
當然，我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會和弟弟商量、討論，他總是說老哥有膽。到大三時，我真的是很想弟弟了，國慶節放假我決定到他學校去。我是家裡第一個到他學校去看他的人，後來他分配到上海工作，也是我第一個去看他。
一個人到北方去，這件事我沒有跟父母說，怕說了他們會不放心。這也是我第一次一個人遠行。那時真幼稚，怕遇上壞人，我一路都把大學校徽掛在胸前，證明我是沒有錢的窮大學生。火車經過碭山時，站台上有許多賣梨的小販，一兜四個梨，從外面看又大又白，而且便宜，才兩塊錢一兜。我想買給弟弟和他的同學吃，就一下子買了五六兜。誰知小販把黑的一面放在裡面，根本不能吃，全扔了。弟弟笑我還是比他傻，他也上過當，不過只買了一兜。
那天是國慶節，弟弟學校要搞閱兵式，他在方陣里出不來，就安排了一個同學去接我。我這個樣子當然好接，誰都不會弄錯。第一眼見到弟弟印象特深，他渾身上下的衣服都濕透了。第二天下大雨，弟弟帶我到龍門石窟去玩。晚上回招待所，我們的衣服都被淋濕了，我就換了一套弟弟的軍裝穿在身上。有幾個弟弟的同學來玩，我在屋子裡走來走去，跟他們開玩笑說：“我是抗美援朝的傷殘軍人。”
畢業后弟弟分配到部隊基地，而我也開始經歷人生最大最多的打擊。我曾經在媒體上發起過一場《企業用才還是用材》的爭議，因為我被很多企業以“形象”為由拒絕，最終是殘聯接受了我。現在我已成為殘聯的正式職工，我非常熱愛我的工作，因為我們的努力可以讓更多的殘疾人受益。
我這個從沒上過體育課的人，居然在全國殘奧會上，帶領浙江隊在地滾球項目上拿了個全國第四名回來。
還有一件事難倒了我，就是哥倆的婚姻大事。你看我弟弟一表人才吧，他還沒我情感經歷豐富呢。哈，我在中學就“早戀”過，因為我“經驗豐富”，在部隊工作的弟弟便一心依靠我這個哥哥給他找對象，現在我自己還沒着落，但已經給弟弟找到了，弟弟想在杭州買房，因為我們說好要在一個城市生活。等他轉業，我們哥倆又在一起了。
其實每個時代都是由美好和錯誤組成的，我是一個錯誤，但我覺得自己活着的價值在於，怎樣把這個錯誤變成美好？
陽光心境
莫小米
記得去年在寧夏，跟同行的一位攝影記者偷“拳頭”。
我拿了個數碼相機，也在那兒胡拍海拍到處亂拍。她把她捕捉的鏡頭給我看———一把破損的索道椅，倒在沙山的斜坡上———這有什麼可拍的？她說：我是在拍陽光啊。
我再看，下午5時的斜陽下，沙山顯出金色的紋理，索道椅的影子拉出一個奇異的形狀，果然不凡。
想起那些印象派大家，他們繪畫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摒棄了16世紀以來狹隘的色調，發現和表現戶外自然光下的色彩，直接描繪陽光下的風景和日常生活。
陽光會施展魔法，有了陽光，無論是藝術作品，還是生活，還是心情，統統都不一樣。
我們選擇陳楊榮，不是因為他殘疾，而是因為他的陽光。
陽光心境需要智慧，智慧才能撕開人生的黑暗和迷障，讓光明源源湧入心房。
陽光心境需要善良，善良才能心平氣和，不怨不悔，感謝生活而將快樂傳遞給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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