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後世的儒生幾乎把孔子神化成另一個耶穌、說他是上帝的兒子（黑帝之子）並以素王的身份編了一本類似《聖經》的書（《春秋》）以為萬世“立法”之際，主張實事求是的司馬遷先生卻為我們勾勒了另外一幅孔子的“肖像”。通過這幅“肖像”，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個孔子——— 一個平凡的有着很多缺陷的人；終生飽受着一種來自童年記憶折磨的人；一個因為自卑情結的作怪而極其在乎自己外表的華貴的人；一個把有時理想看得高於一切有時有恰恰相反的充滿了矛盾的人；一個終生和內在自我做鬥爭最終找回了內在自我的人。總之，他與其說是個聖人，不如說是一個在不斷地與自我的鬥爭中逐漸完善自己的人。
我這樣說絕無“侮聖人之言”的意思，而是將一個有血有肉的孔子呈現出來，從他的人格的弱點以及終生同這弱點的鬥爭中，看到他那無可比擬的人格魅力和作為一個凡人的偉大之處。茲將從不同的側面看看司馬遷為我們勾畫了一個怎樣的孔子。
1自卑的孔子。
從司馬遷寫的《孔子世家》中我們知道，孔子的出生並不光彩，他是他父母“野合”的產物。儘管《孔子世家索引》將“野合”解釋為老夫娶少妻，不合禮制而已，並非野外性交，但孔子的母親顏征在到死都不肯說出孔子父親的葬處，彷彿有所避諱，則至少說明孔子的出生是不可以在人前炫耀的。僅就這一點，也勢必對孔子幼年的心靈，造成極大的影響。
另一件被記錄下來的傷害到少年孔子的自尊心的事是魯國貴族季氏的“饗士”，孔子當時腰裡掛起經書，便去討吃喝，本以為身為殷商貴族之後，自然應當得到“士”的待遇。結果卻讓家臣陽虎給轟了出來，說：“季氏饗士，非敢饗子”。
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孔子當時的感受會是什麼樣子，來自陽虎的傷害對他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以至於多年後當陽虎去拜見他，得到的是避而不見的待遇。因為陽虎對他而言，已經不是一個具體的人，而成了某種無意識情結的象徵，這個情結將註定折磨他一輩子，甚至會差點要了他的命。
一個有着早年受辱的經歷而具有自卑感的人通常會在其得勢的時候表現出異常的專斷和盛氣凌人。孔子也不例外。孔子一爬上高位，就忍不住採用殺人的手段來樹立其政治威望，其結果可想而知，在孔子的後半生中，想幹掉孔子的人也屢屢有之。
2好揭人短處的孔子
對於孔子早年的性格，我們可以從他去拜見老子時得到的幾句規勸中獲得些許信息。臨別時，老子語重心長地送他一句話：“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勿以有己，為人臣者勿以有己”。意思是說：好議論人，好揭人的短，是危險的。作為侍奉他人的人，不可以太過於自我。試想，如果孔子身上沒有這些毛病，而老子又何必多話呢？我們知道，一個人的性格傾向一定有其成長經歷的來源，在幼年飽受歧視的人通常會有意無意地表現出對權威人物的攻擊性。所以，孔子身上具有這些毛病從邏輯上推是一點也不奇怪的。當然，孔子是個非常善於自我反省的人，對於他的這些弱點，他是有所察覺的。他一生強調“慎言”，甚至於他的學生南容僅僅愛讀教導人慎言的詩句，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給了他。這從另一個角度表明孔子可能在他達到一生中，吃夠了好揭人短處的苦頭，但這也促使他盡量地去克服這個毛病。
3虛榮的孔子
自卑的人的另一個性格特點就是特別在乎別人的議論。象孔子這樣在當時就頗有爭議的人物不被人議論是不可能的。一次，一位官做到了太宰級別的人在孔子弟子面前吹捧了一句“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這個馬屁拍得可謂恰到好處。而他的弟子又肯定了這一吹捧：“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當然，孔子聽了，得意之情，自然是溢於言表：“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另一次，衛靈公的老婆南子要見一見孔子，孔子先是推辭，後來答應一見。對這次與美女會晤的細節，《世家》着墨不多，給我們留下來的印象是，弟子子路的不以為然的。而孔子極力地在為這次會面辯解，好象顯得不自信。孔子心虛什麼？為什麼對於來自弟子的“不悅”如此地敏感？心理學對人性的觀察告訴我們，當一個人極力地否認什麼時，那就意味着被否認的東西對主體有着極大的誘惑力。那麼，對孔子產生誘惑的東西到底是什麼？當然不是女色，而是一種在被人看重時獲得的成就感。這讓他幾乎忘記了“道不同，不相為謀”的道理。當然，他很快發現自己被美女給忽悠了。他衛靈公兩口子那裡所扮演的角色不過是個花瓶而已。於是他發出了聲“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慨嘆，離開了衛國。
孔子的虛榮也反映在他是生活方式上，齊國的晏嬰是這樣批評他的；“···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祥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先細民也”。也就是說，孔子那種貴族化的生活作風，不是“以民為本”做法，不值得在人民中推廣。
4喪失原則的孔子
魯國的陪臣公山不狃與季氏鬧翻了，意欲拉孔子支持自己，而此時的孔子因魯國的政局“陪臣執國政，僭離於正道”而“不仕”。但日子久了，也甘不住寂寞，在建功立業的誘惑面前，不免躍躍欲試。他的弟子都認為這是不正確的，他卻說：“夫召我者，豈徒然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想想，這話按儒家的標準，是多麼地悖逆，居然要把一個小小的陪臣公山不狃擁戴成“東周”！幸好這事不成，否則孔子聖賢的名聲就徹底玩兒完了。
另外一次孔子放棄理想而背叛自我的例子是中牟宰因受到趙簡子的攻擊而叛變，也想要拉孔子入伙，孔子又經不起誘惑，想去試試。弟子子路反對，說：“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子卻狡辯道：“不曰堅乎，磨而不棱，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當然，孔子也並沒有能靠這個機會施展抱負。
5被人瞧不起的孔子
在孔子的時代，有許多人是很瞧不起孔子的，甚至當孔子一行人問路到了他們的面前，他們都懶得答理。他們的身份很低，有是些種地的“避世之士”，有些是守門的，有些是荷簣的。他們不理解孔子在這個爛得一塌糊塗的世界上，居然還想干點名堂出來，要不是傻瓜，就是動機可疑。一個楚國的瘋子就唱歌挖苦孔子，大意是說，過去政治清明，鳳凰才出來捧場。而現在的政客，卻在勢力場上疲於奔命。這是什麼世道！孔子聽了，想跟那瘋子說話，那瘋子理都不理地走開了。針對孔子最惡毒的挖苦是在鄭國和徒弟走散了的那回。一個鄭國人向孔子的徒弟們形容他們要找的那個人“累累若喪家狗”。孔子聽說后，欣然地同意了這種說法。孔子為什麼會同意這種說法呢？因為這話道出了一個真相———你孔子就是條喪家狗。你一個理想主義者，一個思想家，做學問才是你的“家”。為什麼要去淌政治的混水！你難道不明白這世界上有兩件東西最骯髒，一為女陰，一為政治嗎？
6被骯髒的政治所害的孔子
孔子一輩子大多不得志，但也有得意的時候。只是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容易忘記得意背後所潛藏的危機。魯定公十年孔子“攝相事”，策劃了一次魯定公與齊景公的會盟。當一場由侏儒們表演的節目上演時，孔子以“匹夫而營惑諸侯者罪當誅”的罪名，將那些侏儒演員們的手腳給砍了。我不知道這時候的孔子是否還記得起“仁”恕“這兩個字，只知道孔子用他那厲害的政治手腕為魯國從齊國手裡拿回了幾座城池。
十三年，孔子已大權在握，於是搞起了“削藩”，這一舉動造成了費城的叛亂。十四年，孔子官拜大司寇，喜行於色。這時，門人對他有了異議，說：“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這時候的孔子在門人的心目中，已經不太象個君子了。這年，孔子誅殺了被認為亂政的少正卯。也就是在這時，孔子的命運開始逆轉了。孔子開始失去了國君的信任。表面上的原因是齊國用“女樂”來賄賂季桓子以“沮”孔子的政治前途，孔子於是引退。其實，更深層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孔子在政治上的強硬作風已為他積怨、樹敵過多，他在國內的政敵可能在國君面前做了什麼手腳。無論是什麼原因讓他從高位上滑落下來，他一倒台，就險遭一場被誤認為是陽虎的殺身之禍。
7被徒弟懷疑的孔子
孔子的粉絲徒弟們就象桑丘跟着唐吉柯德般滿世界轉悠，本希望混個一官半職，到頭來，得到的下場卻是在陳蔡間差點送了命。不滿的情緒自然與日俱增。首先發難的是子路。他憤怒地質問孔子：“君子亦有窮乎”？第二個“色作”的是子貢。弟子們的憤怒逼着孔子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是不是走錯了。
對於為什麼君子也會走到窮途末路的問題，孔子的回答是：要是君子一定成功，就沒有伯夷、比干那樣的人了（這種回答並不比約伯的安慰者們的回答更高明）。對於子貢提出的是否向世俗稍微作一點妥協的建議孔子的回答是：只管耕耘，不管收穫。君子“修道”而已，管不了別人喜不喜歡（這個回答暴露出孔子正是老子所指出的那種太自我中心的人，這正是他失敗的原因）。
在孔子的粉絲中始終不懷疑的只有顏淵，他說：“不被人容忍那才叫君子呢”（這個態度簡直就是“反社會型人格”的表現）。顏淵的說法讓孔子覺得很中聽，說，要是顏淵發了財，自己寧願替他管帳。
我不知道當代的精神分析學家聽了孔子和他學生的這些對話，會對孔子下個怎樣的診斷，不過我可以百分百地肯定，建議孔子接受心理治療是免不了的。
8回歸到最本真的自我的孔子
沾了做官的弟子冉有的光，孔子在外流浪了十四年，終於回到了魯國。這時的孔子，徹底地放棄了在政治上的夢想，開始了整理古代文獻的工作，他通過整理文獻，來體現自己在一生的探索中總結出來的思想。而正是這些思想，將深刻地影響一個文明的進程。他找到了他這樣的人的真正的位置。孔子不愧是個聖人，他不僅認識到了他的思想的建設性，也冷靜地意識到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他也為他的思想確立了一個形而上的高度（“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從而把他的學問，從倫理、政治的層面提升到了怎樣讓一個平凡的生命，在好學敏求的過程中與天命相關聯的層面。
有一個可能被很多人忽略了的發生在孔子身上的一個細節，就是“不語怪、力、亂、神”。我們知道，孔子是殷人之後，而殷人是最喜歡言神怪之事的。孔子幼年也喜歡玩祭祀的遊戲。為什麼他終其一生都那麼地避諱這些？其實這裡面大有玄機。孔子所避諱的，與其說是神怪之類的東西，到不如說他避諱的是他那令他恥於提及的殷商後裔的出身，因為那出身正是在他的童年傷害過他的東西。為了否定那個東西，他極力地要從文化心理上把自己變成周人（“周監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這也正是他養成了一種比較講究排場的生活作風的動力所在。然而，在他生命的終點，那被他壓抑了一輩子的殷人的意識開始覺醒了。他開始喜歡上神秘的東西，比如喜歡讀《周易》，把“河圖洛書”的神秘徵兆和自己的命運聯繫起來。得知“獲麟”的消息，就預感到自己的死亡。尤其是他夢見了他處於“兩楹之間”，而這，正是他作為殷人的文化認同的象徵（“周人於西階，殷人於兩柱間”）。在他生命的終點，他回歸到他作為殷人的集體無意識世界中，從而完成了他這一生的精神之旅的偉大輪迴。
孔子是我們民族的精神導師，並不是因為他象耶穌一樣完美，而是在於他為我們演歷了一個凡人要走的人生道路。而這才是孔子的價值所在。所以，把孔子神化到耶穌的程度，加以崇拜，是有違孔子“下學上達”的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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