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叢林中的強人，一度幾乎要統一天下秩序，重建山河規範。為此他不能不使盡心計，用盡手段，來爭奪叢林中的其他權勢領地。他一次次失敗，又一次次成功，終於戰勝了所有對手，卻沒有能夠戰勝自己的壽數和天命，在取得最後成功前離開了人世。
如果他親自取得了最後成功，開創了又一個比較長久的盛世，那麼，以前的一切心計和手段都會染上金色。但是，他沒有這般幸運，他的兒子又沒有這般能耐，因此只能永久地把自己的政治業績，沉埋在非議的泥沙之下。
人人都可以從不同的方面猜測他、議論他、醜化他。他的全部行為和成就都受到了質疑。無可爭議的只有一項：他的詩。
想起他的詩，使我產生了一種怪異的設想：如果三國對壘不是從軍事上着眼，而是從文化上着眼，互相之間將如何一分高下？
首先出局的應該是東邊的孫吳集團。骨幹是一幫年輕軍人，英姿勃勃。周瑜全面指揮赤壁之戰擊敗曹軍時，只有三十歲；陸遜全面指揮夷陵之役擊敗蜀軍時，也只有三十歲。清代學者趙翼在《二十史札記》中說，三國對壘，曹操張羅的是一種權術組合，劉備張羅的是一種性情組合，孫權張羅的是一種意氣組合。沿用這種說法，當時孫權手下的年輕軍人們確實是意氣風發。這樣的年輕軍人，天天追求着硝煙烈焰中的瀟洒形象，完全不屑於吟詩作文。這種心態也左右着上層社會的整體氣氛，因此，孫吳集團中沒有出現過值得我們今天一談的文化現象。
順便提一句，當時的東吳地區，農桑經濟倒是不錯，航海事業也比較發達。但是，經濟與軍事一樣，都不能直接通達文化。
對於西邊劉備領導的巴蜀集團，本來也不能在文化上抱太大的希望。誰知，諸葛亮的兩篇軍事文件，改變了這個局面。一篇是軍事形勢的宏觀分析，叫《隆中對》；一篇是出征之前的政治囑託，叫《出師表》。
《隆中對》的文學價值，在於對亂世的清晰梳理。清晰未必有文學價值，但是，大混亂中的大清晰卻會產生一種邏輯快感。當這種邏輯快感轉換成水銀瀉地般的氣勢和節奏，文學價值也就出現了。
相比之下，《出師表》的文學價值要高得多。這種價值，首先來自於文章背後全部人際關係的整體背景。諸葛亮從二十六歲開始就全力輔佐劉備了，寫《出師表》的時候是四十六歲，正好整整二十年。這時劉備已死，留給諸葛亮的是一個難以收拾的殘局和一個懦弱無能的兒子。劉備遺囑中曾說，如果兒子實在不行，諸葛亮可以“自取”最高權位。諸葛亮沒有這麼做，而是繼續領軍征伐。這次出征前他覺得勝敗未卜，因此要對劉備的兒子好好囑咐一番。為了表明自己的話語權，還要把自己和劉備的感情關係說一說，一說，眼淚就出來了。
這個情景，就是一篇好文章的由來。文章開頭，乾脆利落地指出局勢之危急：“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文章中間，由軍政大局轉向個人感情：“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文章結尾，更是萬馬陣前老臣淚，足以讓所有人動容：“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這麼一篇文章，美學效能強烈，當然留得下來。
我一直認為，除開《三國演義》中的小說形象，真實的諸葛亮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歷史上獲得超常名聲，多半是因為這篇《出師表》。歷史上比他更具政治能量和軍事成就的人物太多了，卻都沒有留下這樣的文學印記，因此也都退出了人們的記憶。而一旦有了文學印記，那麼，即便是一次失敗的行動，也會使一代代擁有英雄情懷的後人感同身受。杜甫詩中所寫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就是這個意思。當然，杜甫一寫，《出師表》的文學地位也就更鞏固了。
說過了諸葛亮，我們就要回到曹操身上了。
不管人們給《出師表》以多高的評價，不管人們因《出師表》而對諸葛亮產生多大的好感，我還是不能不說：在文學地位上，曹操不僅高於諸葛亮，而且高出太多太多。
同樣是戰陣中的作品，曹操的那幾首詩，已經足可使他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流的文學家，但諸葛亮不是。任何一部《中國文學史》，遺漏了曹操是難於想象的，而加入了諸葛亮也是難於想象的。
那麼，曹操在文學上高於諸葛亮的地方在哪裡呢？
在於生命格局。
諸葛亮在文學上表達的是君臣之情，曹操在文學上表達的是天地生命。
曹操顯然看不起那種陣前涕淚。他眼前的天地是這樣的：
東臨碣石，
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
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
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
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
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
歌以詠志。
他心中的生命是這樣的：
神龜雖壽，
猶有竟時。
騰蛇乘霧，
終為土灰。
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
盈縮之期，
不但在天；
養怡之福，
可得天年。
當天地與生命產生抵牾，他是這樣來處置人生定位的：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
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
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為君故，
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
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
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
繞樹三匝，
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
海不厭深，
周公吐哺，
天下歸心。
我在抄寫這些熟悉的句子時，不能不再一次驚嘆其間的從容大氣。一個人可以掩飾和偽裝自己的行為動機，卻無法掩飾和偽裝自己的生命格調。這些詩作傳達出一個身陷亂世權謀而心在浩闊時空的強大生命，強大到沒有一個不夠強大的生命所能夠摹仿。
這些詩作還表明，曹操一心想做軍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卻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
但是，這也不是偶然所得。與諸葛亮起草軍事文件不同，曹操是把詩當作真正的詩來寫的。他又與歷來喜歡寫詩的政治人物不同，沒有絲毫附庸風雅的嫌疑。這也就是說，他具有充分的文學自覺。
他所表述的，都是宏大話語，這很容易流於空洞，但他卻溶入了強烈的個性特色。這種把宏大話語和個性特色合為一體而釀造濃厚氣氛的本事，就來自於文學自覺。此外，在《卻東西門行》、《苦寒行》、《蒿里行》等詩作中，他又頻頻使用象徵手法，甚至與古代將士和當代將士進行移位體驗，進一步證明他在文學上的專業水準。
曹操的詩，乾淨樸實，簡約精悍，與我歷來厭煩的侈糜鋪陳正好南轅北轍，這就更讓我傾心。人的生命格局一大，就不會在瑣碎妝飾上沉陷。真正自信的人，總能夠簡單得鏗鏘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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